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从而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劳资关系紧张和尖锐对立,都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和极大风险。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重视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才能化解相关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20世纪临近尾声的今天,5000万中国农民背离祖先眷恋了数千年的土地,终于向都市进发了,这一历史性的大流动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220多年!没有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0％的国家可以说是现代化国家。千万农民大转移,这是我国现代化历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有的决策者认为,继承包之后,中国的农业改革应是将土地集中在少数种田能手手里,以实现机械化或科学种田,那末,失去土地的农民将是一支更为庞大的流动大军。倘若现代化的指向就是都市化和工业化的话,那么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忙乱和困惑,一位外国人20年前就写在书上了,他就是《现代化:抗拒与变迁》的作者S·N·艾森斯塔德。     

韩国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及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要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农村现代化运动。运动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基本精神,     

农民工-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所有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都曾普遍发生过的现象.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农民工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民工在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们在认识和对待农民工问题上也存在理论误区和政策失误.我们应当制定长期的带有根本性的政策和制度来解决农民工问题.     

瑞典的移民政策:历史演变与发展走向

瑞典的移民历史悠久并呈现双向流动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口的流动状况和原因各不相同。二战结束以后,瑞典成为移民净流入目的地,并且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野,经历了以邻国劳动力迁入为主要特征和以难民、持续劳动力移民为主要特征的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历届瑞典政府的移民政策虽有细微差别,但总体上对移民保持开放态度,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对瑞典的移民政策影响最大,并且推动形成了多元化与不追求融合的移民政策指导原则。2018年9月大选后,红绿联合政府的移民政策得以延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瑞典民主党的影响。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便以燎原之势迅速在中东地区蔓延开来,冷战的结束也并未使之平息.相反,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反倒使原教旨主义异军突起,成为冷战后时代一支不可忽视的政坛新军.     

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多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中国对外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三个世界"到"一个世界"、从"敌友外交"到"伙伴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经济外交"、从"低层次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的适应性转变。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是中国与世界在三十年互动中完成的,是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作用与中国自觉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行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间的协同,推动着中国和世界沿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前进。     

中国模拟联合国活动发展报告

伴随着联合国在1945年的成立,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MUN)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并风靡于欧美国家的大学校园。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模拟联合国引入中国。在这十余年里,中国模拟联合国活动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特别是近两三年,模拟联合国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高校和高中范围内蓬勃开展。     

福建特色的劳务派遣

全球流动劳动力市场已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2000万,上升至现在的近3500万。去年各有800万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非法出境赴海外务工,而赴海外务工的中国人只有54万。而中国合法境外流动就业人口总量不足国际市场份额的1%。中国应当在这一市场中更有作为!当前,发达国家、尤其西欧的劳动力市场空间巨大,原因是其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愿干“脏活重活”的劳动力更加缺乏。而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化方面做得远远不足。放眼全球,只有以色列、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向中国劳力有限度开放市场,而其它国家则对中国劳工厉行限制——部分原因是东道国怕中国务工人员滞留不归,更多原因有二:太多部门卷入海外务工批准程序,互相扯皮;中国劳工得到的培训太少;无法适应全球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启示是现成的:全球劳动力市场正成为人口众多的中国的机遇。中国人要把握住,不要落在后面——曾被偷渡现象困扰不已的福建,正摸索一条公民就业的新路。     

吴象:千万不要忘记农民问题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吴象同志最近在为即将出版的《回望家园》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农民问题。吴象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席卷全国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改革,使亿万农民掌握了自主权,成为农业发展和经营的主体,得到了实惠,从而唤醒了他们对土地、对生活、对劳动的热爱,积极性空前高涨,短短几年就基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惑全国上下而一直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吴象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从农村开始突破并     

农村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型趋向:正式支持主导的多元系统

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支持结构也发生着急剧变化。在社会转型视野下阐释农村社会支持结构的历史演进过程、机制及阶段性特征,以及这种转型和特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程度、方式,进而提出农村社会支持结构从非正式支持为主向正式支持为主的转型方向和趋势,对推动农村的改革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入世后城市农民工发展趋势

“入世”后农民工流动仍是以大城市、发达地区为主要目标 ,但也出现了向西部地区流动的趋势 ;农民有融入城市社会的趋势 ;有“倒回流”的趋势 ;有犯罪增多的趋势。对于农民工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们应采取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 ,提高农民素质等措施加以解决。     

汪峰:摇滚之子的嬗变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一样,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制度的冲突,是中国1 980年代中期最具挑战性的文化冲突。而在最近20年,文艺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歌者在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大潮中如何自处的矛盾处境。     

试析“拉美陷阱”的成因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逐步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开启自主现代化进程,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增长,出现了被世界赞誉的＂发展奇迹＂。70年代中期,地区多数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进入80年代以后,地区经济持续低迷,     

试析“拉美陷阱”的成因北大核心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逐步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开启自主现代化进程,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增长,出现了被世界赞誉的＂发展奇迹＂。70年代中期,地区多数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进入80年代以后,地区经济持续低迷,     

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危机的成因分析——一种“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解读

由于遭遇特殊的历史情境，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伴随着“台独”势力的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不断推动“去中国化”，长期遭受心理绑架的台湾民众出现了认同危机，如同“斯德哥尔摩现象”里的被绑架者，其自我定位和“国家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实践海外研究的跟踪分析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实践领域的海外研究成果进行了跟踪分析。20多年来,海外学者围绕村民自治推行的背景、引起的争论、发展的动力、实施的效果以及未来的发展五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跟踪分析发现,海外学界对中国农村这场"民主试验"高度关注,对村民自治这种基层民主在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也充满分歧。现有研究成果在给人启示的同时,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新农村”的决策背景

新农村的政治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农问题”,作为农业、农村、农民三个问题的总称,是19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提法。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农业问题,没有“三农问题”,或者说农村和农民问题没有凸现得很严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一段时间,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一度超过15%,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水平,生活改善效果明显。1986年以后,主动的农村改革陷于停顿,但农民的普遍状况仍在朝好的方向走,这要归功于乡镇企业的兴盛,为很多农民提供“离土不离乡”的工作机会,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也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进入1990年代,城市的改革步伐后…     

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市民社会理论,伴随着中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逐渐进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但是还很不成熟,其典型特征和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展露。处理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能否顺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再见,高速增长

我们将愉快地接受GDP速度下降,前提是,经济结构好转,带来全民福祉,带来未来百年的社会、经济健康。中国经济到了转型的关键时刻,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原有的三大红利已经耗散,经济结构必然经历紧缩周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高速增长期,幸运的是,当一个红利消失后,必然伴随着另一重红利的诞生。农村包产到户、生产效率的红利逐渐消失后,农民朋友进城成为庞大而低廉的劳动力大军,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