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金融危机与韩国发展型国家的转型

随着发展型政策的长期推行,韩国积累了大量需要应对的老问题,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选择,但以此为指导的改革显然超出了应对问题的范畴,最终导致韩国发展型国家趋向解体。韩国经验表明,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发展型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议题,对这类体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后果取决于发展的"外部性"、政治体制转型、国家能力的变化、危机事件的诊断及其应对方式等。     

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阿根廷经济一直在"改革-危机-改革"的循环中蹒跚前行。在经历了21世纪初那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之后,阿根廷又进入到新一轮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本文将对30多年来阿根廷的经济改革进行回顾和总结,以便找出改革的症结所在。一.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济危机     

公共职能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危机

过去2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公共职能私有化,为私人资本在公共领域拓展了盈利空间,但却加剧了金融化趋势,公共管理为金融资本利益所绑架,陷入公债危机、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削减公共服务的恶性循环。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危机体现在:"去工业化—金融化—停滞"常态化困局难以化解;精英政治缺乏动力缓解日趋严峻的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强化新自由主义激化了社会和政治危机。     

新自由主义、危机与去政治化的矛盾

本文提出了一种去政治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去政治化策略经常与新自由主义相联系,即使在凯恩斯主义体制下也长期存在。文章主要以英国为例详细叙述了从1970年代末至今,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下去政治化所采取的多种形式。研究发现,与许多流行的论述相反,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期间和之后,经济管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连续性。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保持甚至强化了去政治化管理的力度。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没有使国家管理者能够规避国家层面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产生"政治"危机的简单化表述相反,本文认为,危机同时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0年4月7日到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南非、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世界经济从危机走向复苏"、"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绿色经济的发展"以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架构"等议题进     

新自由主义的由来、发展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二战后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这一思潮在战后50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曾一度被边缘化.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里根相继上台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兴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这些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的不良后果.     

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剖析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国家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总体乏力、民主政治体制失范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这些危机的产生和持续,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自身的弊端,也有具体国家内部机制、结构、政策等存在的不足或失误,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民主政治体制的秩序性衰微和社会文化秩序的认同性危机。为缓解治理危机,西方主要国家从深化宏观经济调控、推动民主政治改革、规范调整社会秩序等方面作出了努力,但收效甚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危机及其应对也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启示。     

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看西欧政治思潮的基本发展趋势

西欧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最近在一篇回顾20世纪历史的文章中说,19世纪是自由主义的世纪,实际上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914年8月结束的.而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①但是,据我看来,在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影响最大的经济与政治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包括新、老自由主义).如果说,20世纪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以及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显示了老自由主义学说导致的资本主义严重失控(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给20世纪人类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建、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战后的经济奇迹,则证明了以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所代表的改革后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作左翼新自由主义)创造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给一度严重失控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在进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之后为西欧世界带来的空前繁荣.     

阿根廷正义党如何应对社会危机

阿根廷正义党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政策失误,导致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并最终演化为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正义党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并取得成效。但是,要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矛盾,防止社会危机再度发生,正义党政府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

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经济已有1/4个多世纪了,它也给美国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繁荣。那么,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将给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带来长期稳定的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吗?下面两篇文章结合社会积累结构理论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认为:新自由主义放弃“二战”后的调节措施,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回归所带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将造成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卫·M.科茨指出,资本主义远没有转变成一个所谓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理性文明的实体。只有在新自由主义再持续相当长时间,在它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从而引起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和世界战争爆发以后,资本主义才会进入调节主义阶段。     

生命政治与犬儒主义: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

生命政治和犬儒主义是福柯晚年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展开批判的两个主题。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这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本质就是将国家的合法性奠基在经济之中,通过经济的原则来进行治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对经济人的塑造就是生命政治,经济人是主体与治理的接触面,是由经济原则支配的。经济人因受制于经济原则,又陷入不由自主的命运之中。与此同时,它的选择与行为又符合经济学的合理性构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犬儒主义。生命政治和犬儒主义是后1968时代激进理论的两大主题,它揭示了革命主体消解的艰难状况。     

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

良好的国家经济治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亦能有效地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经济民主价值的竞争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就国家经济治理、竞争政策及经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所裨益。     

德国经济治理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

<正>长期以来,德国的经济治理就以审慎和稳健著称,它不仅是德国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之处,也是德国能迅速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果的关键。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分析德国的经济治理。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经济治理的外部环境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发源地和试验场,因此德国的经济治理政策带有明显的社会市场经济特     

巴西经济改革成效及其启示

回顾巴西近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似乎繁荣和危机总是在交替出现，因此被形象地称为“钟摆型”发展道路：一场经济繁荣之后迎来一次经济危机；一次危机过后面临发展道路的抉择、经济政策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巴西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改革进程，而2003年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上台执政后，巴西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最高法院的国家治理角色

<正>美国最高法院在多种族构成、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与制衡性政治制度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充当着确立治理[1]原则、影响治理环境、改变治理过程的独特角色,保证了美国国家政治过程的平稳运行。本文力图结合美国社会历史背景,在初步分析最高法院国家治理角色内容与作用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司法领域的有益借鉴。     

经济立法转型

环境的恶化、劳工权益的践踏、生态的破坏、触目惊心的基尼系数、"未富先老"与社会保障机制的残缺等,都预示着,原有经济立法的转型,将成为引领国内走出这场社会危机的一大关键点。2007年发生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乃至2008年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个原来挺专业的词汇即"新自由主义",变得耳熟能详。简言之.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方式是通过自由市场机制,强调政府对经济放松管制是增进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好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与金砖国家利益融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格局深化调整和经济治理规则改革升级的新阶段,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改革压力上升、全球金融格局多元化发展、国际投资分化趋势明显以及数字经济竞争加剧等。上述调整对于金砖合作而言既是挑战,也是契机。着眼于第二个"金色十年",金砖机制应优先重视加强合作和利益融合,如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和世贸组织改革,切实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营造一流的金砖国家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拓展金砖国家利益融合空间;强化政治互信,为金砖国家利益融合加强顶层设计和提供政治保障。     

韩国FTA战略的背景、效果及推进方向

<正>韩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结合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将推进商签自由贸易协定(FTA)作为国家战略,通过难易相间整体突破、官民并举加大投入等方式,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努力构筑覆盖全球的FTA网络体系,取得明显效果,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塑造"。这对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借鉴意义。韩国FTA战略的背景和动因韩国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排名第14位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拉美国家对治理模式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

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为实现稳定发展,对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以民主化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政治改革;经济上,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合理区间;在社会领域,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加大社会投入,解决社会不公。研究拉美国家相关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及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目标,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政治治理的立足点。     

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缺陷,二十国集团峰会为全球合作共抗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协调平台,G20的机制化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找到了新的起点和路径。但是,对机制化后G20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因为迄今为止其仅仅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一种技术性修正。不过,G20机制化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即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权重。在通过G20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态度积极,又要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在原有框架内进行的原则,谨慎看待中国的作用与责任,以妥善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