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虐童”仍任重而道远

<正>社会转型时期,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一些精神压力较大者的发泄对象。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近期发生的南京"虐童"案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虐童"问题的广泛关注,提议设立"虐童罪"也呼声不断。那么,虐童是否应入罪?如何才能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对于是否需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规制虐童行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一连串虐童案件的发生,媒体以及公众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不断高涨,学术界也不乏该呼声的支持者。对此,世界各     

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之定位

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并非完全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而是基于预防犯罪而设。相较于普通程序,特别程序原则与制度均具有高度的融合性特点。未成年人心智的脆弱性与选择的无力性,要求诉讼程序与制度兼具教育、帮助以及融合国家与社会综合力量的能力。萌发于普通程序下的特别程序既受普通程序原则制约,又受微观成人司法制度影响。确立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独立地位,实现由一元化普通程序向二元化诉讼程序的转变,既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与相称性原则的要求,又是一元国家向二元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构建儿童权利防护网——兼论虐童的多元治理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惩罚，虐童行为也不能例外。但由于让实施虐童的人痛苦一些，并不能让受虐儿童幸福一些，因此，面对频繁曝光的虐童事件，我们需要完善刑事法网，但更需要构建具有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与事后救济功能的，以家庭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社会为补充、司法为保障的儿童权利防护网。     

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

正【编者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乃全面工程,其中不仅涉及身体之保护,也涉及精神之保护;不仅涉及刑事权益保障,也涉及民事权益保障。唯此,方能体现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之精义。本次专题选择了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的三个典型方面,其中包括未成年人保险、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溺亡以及物业     

审视虐童现象 聚焦社会关注——刑事法治视域下处理虐童行为的应然路径

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以寻衅滋事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虐童行为达到严重的危害程度,可以构成伤害、侮辱等罪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足以规制频繁发生、轻重不一的虐童行为,刑法并无增设“虐童罪”之必要。增设“虐童罪”不仅无法达到有效预防虐童行为的效果,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弊端。虐童行为的发生有其深层次原因,盲目增设“虐童罪”只会让刑法承受不应承受之重。着眼于虐童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重预防、重保护才是我们的应然路径选择。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再认识——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彰显了我国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关照，是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契合国际上惯行的儿童福利理念的意旨，要求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最大利益；体现国家亲权理论的精神，强调国家和社会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终责任主体应负的监护义务；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个别化与宽缓化处理；是社会参与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应用，强调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来；有助于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实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法治文明下的阴影——法眼看温岭虐童事件

山西太原幼师虐童事件余波犹在,浙江温岭幼师虐童一事再起风波,幼师虐童事件因何频频惊现网络,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热议和广泛思考。对近年来的幼师虐童事件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不难发现,幼童保护立法的缺失和教育监管的缺位是导致虐童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身处弱势地位的幼童究竟能获得怎样的法律保护,立法者又应当如何应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滑坡事件层出不穷提出的立法要求,这一切值得你我深思。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目前教师尤其是幼师的立法缺失及有关监管缺位的现状进行分析,寻求完善之道,力求为幼童健康成长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虐童”入刑的正当根据与路径选择

现行刑法欠缺对特定虐童行为给予否定评价的能力。虐童行为符合刑法所要求的犯罪化标准，存在犯罪化的现实需要。虐童行为的犯罪化宜采取：奉行刑法“最后手段”原则，合理设定虐童行为入罪的标准；采用行为类型化的立法模式，将虐童行为纳入整体的刑法健康权保障体系之中；理性审视刑法既有罪名规制范围与行为类型的内在关系，力戒“就事立法”的简单化操作；删除刑法虐待罪的规定，增设“虐待被保护人罪”。     

浅议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诉讼监督

未成年人诉讼监督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能够依法进行,还需要保障未成年人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免受强势力的不当侵害。因此,这也决定了在未成年人刑事按键诉讼监督的独特之处。文章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监督价值的选择为基点,对其工作重点进行讨论。     

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的正义性探析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恢复性司法在处理少年犯罪实践中的尝试，为我国应对严峻的少年犯罪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对恢复性司法存在的误读，也引起了人们对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正当性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传统报应性司法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所体现的兼顾多方利益的实体正义与多方参与的程序正义，对落实“双保护”原则及构建和谐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让我们相信构建具有中罔特色的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之必要。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努力在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而实现定分止争。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应然要求与实然需求。未成年人犯罪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权衡程序从简与未成年人权利保障、实体从宽与罪责刑相一致以及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受害人诉讼权益保护这三重关系。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方兴未艾,大框架下的实施细则亟需完善。     

虐童行为的刑法理论分析——兼论“虐童罪”不宜成为独立罪名

随着虐童事件的不断曝光,社会公众要求设立“虐童罪”的呼声越来越高。从虐童行为而言,凡是达到一定危害程度的虐童行为都应当由刑法加以处罚,但是基于“罪名概括性”原理,不宜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虐童罪”。对于虐童行为,可以根据其具体罪状分别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处罚,这样既能有效惩罚虐童行为,又可避免刑法罪名的无原则、无限度扩张。     

我国儿童权益保护之困境及法律对策——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屡发虐童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笔者以"浙江温岭虐童事件"为例,分析了我国儿童权益保护面临的巨大困境,继而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具体法律对策,以期为切实保护我国儿童权益贡献绵薄之力。     

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探析——以未成年人溺亡为视角

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溺亡等安全事故已成为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我国法律规定的有关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范围狭窄,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案件的梳理发现,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应采"理性未成年人"标准,并扩大我国法律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公共场所的应用范围,为司法提供法律依据,从而达到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刑事诉讼法》应单独设置“未成年人案件特别程序”篇

从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少年法庭法》出台以来,世界多数国家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从实体到程序作出了特别的规定,无论采用何种立法体例,目前各国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已基本趋于专门化,并形成了以之为主要特征的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未成年人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身心发展特征,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同样也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在未成年人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走…     

抚养纠纷中未成年子女的地位分析及程序保障

在民事领域中，婚姻家庭与未成年人关系最为紧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离不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应当以抚养关系和抚养纠纷为切入点，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解读抚养关系。可以对诉讼过程中征求子女意见的程序进行改革，并在审理中适当向职权模式倾斜，发挥审判人员的职权，以此弥补子女在地位和能力上的天然弱势，保障其得以表达自己独立的意志。针对目前由于未成年人在诉讼行为能力上的欠缺，无法就抚养问题与父母双方同时抗衡的盲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指定代理人制度进行灵活适用，实现对子女救济。     

司法保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探索

随着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们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审判庭根据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趋于增多的情况，遵循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基本原则，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为中心，积极开展了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的审判工作。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在保护工作中首先考虑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实质也就在这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有这方面的专门规定。该《公约》第３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理论基础

未成年人刑事诉论程序必须以未成人的身心特点作为自身的归依,以区别于广泛适用于成年人的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同时又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作为特别诉讼程序的特点。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的打击犯罪的使命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关注,构成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格调。尽管目前在世界上, “福利”模式与“司法”模式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并且刑事诉讼追求的是保障人仅和打击犯罪的双重目标,但是在目前,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还是要强调对未成人的保护。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