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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庆读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那时候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全然不要家人的陪送,就一个人来了重庆,可是一下火车,我就懵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面前,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时辨不出去学校的路。正当我迷茫之际,突然看到远远地有人举着学校的牌子,“欢迎你新同学”几个大字使我倍感亲切,我像找到了亲人一般,向他们跑了过去。一个大男孩对着我笑了:“我叫雷,是你的师兄。”雷长得并不英俊,可是有高大的身材和清俊的脸,当他脸上呈现出灿烂笑容的同时嘴里还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那一瞬间,我的心怦然一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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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袁泉,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偶像派女演员。但袁泉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她甚至说,如果在美貌、金钱、荣誉、地位、诚信、健康和才学中,让她选择最先抛弃的东西,第一件就是美貌。眼前的袁泉,白晳的脸上没有化任何妆,清澈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总是笑笑地看着你。她的身材苗条,穿着普通得如同一个邻家女孩,运动衫、牛仔裤,没有丝毫的明星感觉,但掩饰不住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让人禁不住想探究她美丽的“绝招”。“我从来不用刻意地去保持我的身材。”袁泉很得意地自信地说,“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一直都非常瘦,而且怎么吃也胖不起来。我现在苦恼的是如何能让自己稍微胖一些,如何才能增肥。太瘦的话容易让人觉得是一种病态,我不喜欢这样瘦瘦的,好像风一吹就会倒。我喜欢健康的感觉。”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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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L离婚了,我们这班“死党”马不停蹄地给他介绍对象。L今年43岁,我们几个人“推销”的女士有35岁的、37岁的、40岁的,而且模样、人品都不错,可是L一个也没看中。过了三个月,L突然告诉我们:他准备结婚了,女方比他小了20岁。离婚男人喜欢找没有婚姻经历的小女人,似乎已成了一种时尚。我一个同学结过四次婚,每一次的结婚对象都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让我们这些人羡慕得眼睛发绿。同学在大学阶段爱情功课平平,没想到毕业之后却成了此中高手。当今的社会还是一个男人主导的世界,男人在社会上的职位、收入普遍高于女人,这就使得男人在婚恋时占据了优势。不久前一个男富豪征婚,大批女人趋之若鹜,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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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国后我一直想方设法把自己“溶”入新环境之中,因为这对于我尽快掌握语言是必须的。正是这样,当我从德国籍华裔女老师周格玛那里听到教我们德语的老师维克特(即前文说到的那位不来梅综合大学德语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高材生)三天后要结婚时,我和罗浩立刻去问维克特老师“我们可不可以去参加婚礼?”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我们高兴极了。稍顷,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因为按着我们华人的习俗,去参加婚礼,作为对新人的祝福是应该有所“表示”的。我把这层意思讲给了罗浩,我是想问他送点什么好。罗浩说这里人有些什么说法还是去问周格玛老师。自从认识了周老师后,她对我和罗浩非常热情,甚至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姐弟之谊。她总说我们能认识是缘份,既然有缘就应珍惜。周老师告诉我们,在德国每年约有45万人结婚,其中90%的男人认为结婚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此会非常重视,全力办好。他们这里的习俗是新郎和新娘在婚前会列出一个“礼品簿”,把他们新生活所需添置的一些东西一一罗列在内,包括床单、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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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婚姻有点儿糟糕。前妻君中学与我同窗6年,高三时,本就相互有几许倾慕的我们在同学的戏言中果真谈起了恋爱。在那个对感情问题还只一知半解的年龄里,我们爱得很单纯,也很轰烈。我写得一手好诗,常有些长短句在报刊上发表,大小算个“名人“,所以关于我们的恋情,包括老师在内,在学校里尽人皆知。毕业后,我如愿以偿考入省城一所大学,君则落榜,在家乡做了名代课老师。但这并未成为我们感情的终结,我们用书信、电话维系着那份缘。于爱情,我向来很自信,认为自己能专一,能固守。直到欣儿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我才发觉,原来自己并没有想像中那般神圣。那时欣儿也在长沙念大学,也同我一样痴迷文学。她读到我一些风花雪月的伤感文字,想跟我做朋友,于是千方百计从一位报社编辑那里问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她的声音很吸引人,温柔中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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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公共汽车里的人特别多,车厢前半部分是成年人,后半部分则挤着十几个小学生,听他们的议论,大概是要到郊区去旅游。小孩子们都很兴奋,叽叽喳喳又说又笑,闹作一团。孩子们的喜悦并没有传染给这些心事重重的成年人,他们有的眼望窗外,有的面无表情,有的甚至用厌恶的眼神斜视着这些沉浸在欢乐里的孩子。汽车平稳地向前行驶着,没有一点出现意外的迹象。但就在这时,司机忽然一个急刹车,“嘎”的一声,把这些毫无防备的乘客着实晃了一下,你的前胸撞着了我的后背,他的胳膊肘又撞到了你的左脸,有的乘客甚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沉闷的车厢一下子沸腾起来。车厢前半部的人在愤怒地指责司机。司机解释说刚才出现了紧急情况,有个骑自行车的行人横穿马路,自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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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立的性格一如她的头发一样,简单明了。袁立说自己是个比较简单,有什么说什么,相对直爽的人:“人的性格都是多样化的。我觉得自己是个性情中人,有时不太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思考问题,让人感觉我是个很冷、很静的人;但有时我与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时会很‘疯’,嘴一直说个不停,就像我演的‘作女’。但我希望自己能永远都像一张白纸,永远都简单明了,生活得很轻松没有压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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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到日本,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68年,我出生在长沙市一知识分子家庭,那时我们家幸福美满。80年代初,母亲托关系由一名英语教师调到一家旅行公司当翻译。1986年,即我读高二的那一年春天,家里发生了“急风骤雨“,母亲闹着要与父亲离婚。那次离婚离得好艰难,整整拖了两年多。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但在第二年参加高考时,我凭着扎实的功底,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母亲去了加拿大,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可这以后,遭受过离婚打击的父亲却似乎变得坚强起来。我决心以优异的成绩与辉煌来报答我的父亲,以减少他心灵的创伤。在大学,我的第二外语是日语。大学三年级时,我的一个姑父去了日本,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去日本的机会。也许在日本我能辉煌起来,我想。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刚结束,我不顾老师和同学的极力劝阻,退了学。我的身影消失在父亲的泪眼之中。到了日本东京,现实条件比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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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中国东北部最远最寒冷的地方。与所有70年代初出生的人一样,童年的色彩是非常单调的。我的父母都是湖南人,60年代去的东北。1979年,因为中苏关系紧张,然后又听说要地震,我的母亲便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回了湖南。小时候,我羞涩而内向,然而我的内心深处是细腻而丰富的。从小我就喜欢看书,书看得多了,自然也朦胧地知道爱情是一件美好的事。大学里的一个冬天,放寒假,我和几个家远的同学留了下来。长沙的冬天是阴冷、潮湿的,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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