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小偷与立法

“艾滋小偷”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艾滋小偷”对他人的种种不法伤害,是 现阶段一种新的违法行为,造成实际传染后果的应当构成犯罪。“艾滋小偷”不仅犯有盗窃罪,同 时又伴有吸毒、贩毒、嫖娼、敲诈、抢劫等多种犯罪。我国应尽快修改和完善《刑法》、《看守所条 例》、《强制戒毒法》、《传染病防治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早日出台《艾滋病防治条例》,以便统 一监管和及时惩治各类艾滋病犯罪。     

基于食品违法犯罪隐蔽性构建创新性监管手段

违法犯罪分子敢于实施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多是因为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隐蔽性强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质量控制和检测技术落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具有隐匿性。要想有效地预防食品违法犯罪就必须以破解隐蔽性强为导向创新监管手段,主要包括,由结果监管到过程透明监管转变,免费为消费者提供检测服务,建立暗检制度,加强对非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建立食品可追溯制度等。     

高息吸收存款转贷的行为如何定性

高息吸收存款转贷的行为如何定性刘学恩编者按：目前，金融领域中违法犯罪日益严重。不法人员利用金融管理制度的一些漏洞，违规操作，致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案就是一例。对此案究竟如何认定？应由谁管辖？请读者各抒己见，不吝赐稿。案件简介门某是...     

公安监管信息化

信息技术正在悄悄地改变公安监管工作一线民警的思想观念、工作、学习和生活。截止目前,除西藏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建立省级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1600多个看守所装备了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数十个强制戒毒所、治安拘留所以及收容教育所装备了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应用。经过艰苦努力,公安监管部门按时完成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一期)建设各项任务,广大监管民警负重拼搏,顽强进取,以智慧和汗水,为“金盾工程”(一期)建设做出了贡献。以此为标志,公安监管工作信息化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信息技术日益融入公安监管…     

要坚决打击违法信息

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在手机上传送非法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是当前社会不法活动的又一特点。对这一动向的研究与打击，是公安、工商、电信等部门的共同责任．需要携手行动，不可推诿扯皮。各地方政府更应从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密切注视手机网络上非法信息的传播．协调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对利用网络和手机从事违法犯罪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邪教的社会矫治探析

邪教的社会矫治是指由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监管、劳教等政法机构和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各方面的力量运用专业理论和技术,对邪教类违法犯罪人员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对立情绪,修正思想及行为模式,适应社会正常生活的工作。邪教的社会矫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个人、社会、政府三方面力量的有机结合。     

虚拟货币刑事政策的当前问题与未来选择

虚拟货币在吸引投资者的同时，诱发了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出于预防犯罪、维护市场秩序、保护金融安全等多方面考虑，对虚拟货币从开始的“审慎”监管，到进一步的“强化”监管，再到最终的“严厉禁止”监管。国家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相关刑事司法政策的执行，导致司法实践中犯罪成立、犯罪数额认定、裁判执行等方面在运用刑事手段时都遇到了诸多困境。为解决该困境，建议未来选择严格的监管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较为宽缓的虚拟货币犯罪刑事政策。     

加强信息化建设应用工作为公安工作提供优质服务

近年来,鞍山市公安局监管支队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辽宁省公安厅“科技强警”战略,着力加强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建设,巩固加强了监管工作基础,提高了公安监管工作整体水平及服务公安中心工作能力。我支队被公安部监管局确定为全国公安监管部门软件研发与试点基地,曾多次向全国公安监管部门介绍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成功经验。2005年,被公安部监管局评为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系统建设先进单位,我支队网站被公安部监管局评为优秀网站。一、顽强推进信息化建设向纵深发展鞍山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现有民警174人,下设3个看守所和2个行政羁押场所,还对…     

澳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的模式与特点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严重的社会痼疾。为了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澳门建立了司法管辖范围内未成人社会保护制度和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成立了司法、行政和社会三大系统分工负责的组织体系,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采取多元化的预防与矫正措施。澳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防治,形成了一种司法—社会模式。在防治主体上,强调社会系统的参与;在防治理念上,强调社会控制;在防治手段上,强调社区处遇。这一模式具有共责性、专业化、突出预防的特点。     

一切为了回归——浙江省监狱“5＋1＋1”教育模式侧记

2008年,周永康同志提出：“耍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