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轨迹与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解释

间断-均衡理论聚焦于导致政策变迁的机制和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将政策过程描述为长期渐变中夹杂着短期剧变,已成为解释政策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运用间断-均衡理论对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的研究发现,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的历史变迁基本在放松与规制之间反复摆动,呈现出明显的长期渐变与短期剧变交替运行的演进规律。其中,政策形象的变化、政策议定场所的转换、决策者注意力的转向等因素与政策垄断的构建与崩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鉴于此,完善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要健全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使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政策变革的力量源泉;要逐步放松数量、价格管控,继续深化出租车行业市场化改革;要构建"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鼓励地方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出租车管理模式;要坚持高位谋划和高位推动,加强对出租车管理工作的重视;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对原有规制政策的"路径依赖"。     

“异地高考”:倡议联盟框架视角下的政策变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倡议联盟框架主要是通过信仰体系和利益因素来分析政策过程。在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变迁中,不同的利益团体基于各自的信仰体系组成了相应的联盟。从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形成和变迁来看,利益相关者对潜在利益的追求以及制度环境中某些外生性变量诱致了政策的变迁,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而一定的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和政策变迁路径。"异地高考"政策改革的深层次难点包括教育资源分配和现有的户籍等制度。同时,改变政策子系统的基本规则、权力结构、文化环境等变量也可以间接地促成政策的变迁。     

对出租车业政府管制政策的若干思考

随着出租车司机罢运、过劳死等事件频现报端,以及"新骆驼祥子"、"车份儿钱"等新词汇迅速传播,城市出租车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焦点。这些新闻事件与新兴词汇所共同指向的,正是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有学者将国内许多城市的出租车管制政策概括为准入歧视、总量控制与租价管制三项,其中只允许企业而不允许个人获得经营权的准入歧视政策是其关键。这三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我国出租车行业的运行与发展状况。     

中国慈善事业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政策经历了＂整顿—禁锢—正名—倡导＂的曲折变迁过程,慈善事业政策变迁具有随着国家形势和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特点,国家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形势变化是推动慈善事业政策变迁的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就必须进一步优化我国慈善事业政策：政府必须逐步放松对慈善组织的管制;重新定位政府在发展慈善事业中的角色,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慈善事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必须结合实情和遵循政策变迁的规律。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兼评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历经了多次的修改、完善,呈现出一个变迁的过程。与倡导联盟理论与间断均衡理论相比,多源流理论更擅长解释被其他理论认为是偶然性而不加考虑的模糊性情况下的政策变迁。通过多源流理论这一分析框架来探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动力,可以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汇合推动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变迁,但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则是来自政治流。政治流的变化和发展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政府对政策问题建构的控制力逐渐弱化,二是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各种社会自治力量快速成长并积极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可以想见,在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政策变迁将不再是政府单一中心主导的了,而是受到来自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力,政策变迁将是多元主体合作行动的过程。     

出租车行业经济性垄断背后的行政性垄断分析

我国出租车管理造成的企业逐渐对出租车经营权控制的垄断现状,引起分配不公、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后果。与中国许多行业的垄断成因一样,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性不是靠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形成的,而是依靠行政性支持的结果。但从该行业本质属性分析,它既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也非合法的国家垄断,是一种不合理的政府管制,取消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才是恢复行业公平的根本。     

论清末新政中都察院改革之争北大核心

都察院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都察院的存废、变革问题,清末各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与斗争。保守派为了维护封建旧制,坚决反对裁撤科道,主张保留都察院;而都察院改革问题也变成了如何组织议院之争。究其实质,论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也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思想之争。     

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迭代研究——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切实可行的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大重要举措。在厘清新时代中国生育政策的逻辑走向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倡议联盟框架揭示并解释由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政策迭代变迁的过程,从而助推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升级。研究发现,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是政策子系统、外部事件、相对稳定变量、政策学习、信念体系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深层内核信念是促进生育政策稳定迭代变迁的根本原因,政策学习是引发生育政策迭代变迁的重要机制,外部事件为生育政策迭代变迁提供直接动力。此外,印证倡议政策联盟分析中国公共政策问题适切性的同时,也需要对框架体系适当修正,构建本土化的倡议联盟框架,形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话语体系。     

论清末新政中都察院改革之争

都察院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都察院的存废、变革问题,清末各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与斗争。保守派为了维护封建旧制,坚决反对裁撤科道,主张保留都察院;而都察院改革问题也变成了如何组织议院之争。究其实质,论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也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思想之争。     

网约车新政制定过程中的多重话语互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量资源从电脑端转移到手机端,网约车服务也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约车的多重标签引发了巨大争论,经过一番商讨后政府出台政策宣布网约车的合法性。网约车新政的制定过程是多方社会群体共同话语构建的过程,分析多重话语的互动能更好地理解我国特色的政策制定方式。在自由的话语场域中,乘客、行业、网约车拥护者、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分别从安全、利益、共享经济、资源利用等角度表达了对网约车的政策诉求,并结成"管制联盟"和"市场联盟",随后就网约车进行了"零和一"的博弈和监管模式的争论。研究发现,"管制联盟"和"市场联盟"的话语霸权会随着联盟的制度地位、权力资源以及政府立场的改变而发生转变,多重话语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民营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围绕民营经济的法律政策也经历了从禁止到允许、承认、肯定、鼓励支持的建立完善过程。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988年修宪明确提出，把“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形式，并提出了保护私营经济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以增强制度学习能力防止新政“变形”

在新政的推行中，人们常常担心的就是政策执行的变形。实际上，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是政策执行中的关键节点，他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复制者，而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学习者、创新者。有鉴于此，政策执行的不变形关键在于提升执行者的适应性能力，即能够充分理解政策目标并根据各地实情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推行新政。新政的实施，意味着一系列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也是新的公共政策理念的传递学习过程。对于利益再分配，肯定会出现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真正要确保新政不走形，最重要的是强化政策执行者的制度学习能力。相应的举措不是通过高压式整肃实现政策的被动实施，而是要激发执行者的活力，形成上下左右对政策主旨的高度共识，并主动依据地情实事求是地寻求改革路径，在不断修正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稳定有效的政策变迁。     

信息传播视阈下“份儿钱”的去留问题再探讨

我国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准人管制。“份儿钱”的出现是出租车公司利用政府给予的牌照社会稀缺实现的一种非创造性超额收入。从信息传播角度上看，“份儿钱”是在不合理的行业信息管控和非透明的行业信息操作中生成的，其存在不仅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导致非法营运的增多，而且这种利益收成上的分配不公必然导致行业群体性罢运事件的频发，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行业的良性发展。因此改革乃至革除“份儿钱”势在必行。在信息传播语境下，政府充分公开行业信息是对人权和生存权的尊重，同时也是全息环境下执政能力的考验和胆识的较量。     

集体无意识行动与制度变迁—以流动人口管制制度变迁为例

个体理性规避行为的无组织、无意识的聚合，形成集体无意识行动，也是社会力量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其原因是：集体无意识行动大多发生在弱势群体之中；集体无意识行动是个体理性规避行为的无组织的、无意识的聚合；集体无意识行动推动旧制度变迁具有约束条件及其局限性；集体无意识行动与集体无行动的选择，是由比较收益决定的。从我国在流动人口管制制度变迁过程中，集体无意识行动的作用发挥，推动流动人口管制制度变迁，充分解释了集体无意识行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已于2007年8月进入正式的试点阶段。这一政策的出台是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重要探索。运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这一政策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入手对其进行归因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的出台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推动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要推进和完善这一政策必须形成政策执行的合力。     

试论转型时期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我国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担当着议题建构者、民意代言人、政策宣讲者及监督者的角色。但是不论是从参与政策过程的范围,还是从政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说,它都只是有限度的参与政策过程。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处在行政隶属关系与市场利益机构双重利益结构制约之中的大众传媒,也面临着从高度政治化和组织化的传媒体制和传统向企业经营模式与理念的变迁,在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客观上也促进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     

我国政府管制方式的发展与创新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西方政府管制方式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管制方式不断创新且非强制性日益突出。我国当前政府管制方式的总体特征是"命令控制"色彩依然浓厚并且管制低效。我国当前政府管制方式改革是借鉴西方政府管制方式的成功经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顺应全球政府管制方式的发展趋势,对现行管制方式进行改革创新,以实现从传统命令控制型手段到非强制的政府活动方式的转变,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管制实效。我国政府管制方式的创新主要包括继续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多元化管制方式两个方面。     

政策终结:基于正反联盟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策略北大核心CSSCI

政策终结作为新旧政策间转承启合的环节,其势必会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而引发诸多冲突。依据参与者的态度,可将其划分为"支持"与"反对"的正反两个联盟,政策终结可看做联盟间为实现各自目标而协调利益冲突的过程。双方前后互动于隐性冲突、显性冲突、冲突协调三个阶段。几个阶段中,在强化正方联盟与弱化反方联盟的同时争取中间力量将是协调利益冲突的三条基本策略。     

论劳动力市场中的管制与自治——美国洛克纳案变迁的启示

洛克纳案的历史变迁表明,美国在劳动基准方面,由信奉劳资自治转向政府管制;在非劳动基准方面,也为劳动者提供了与其国情相适应的劳动保护。我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立足当前,在劳动基准方面应加强管制,严格执法;着眼未来,应改革工会,增强劳动者团体的力量,在非劳动基准方面鼓励劳资自治,逐步放松政府管制。     

国际垄断行业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般而言,垄断性行业指有一定自然垄断特性,同时也有很强的行政性垄断性质的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天然气、有线电视等行业。所谓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就是要在这些行业内,形成以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为基础,引入竞争,同时进行合理管制的新架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垄断性行业改革成为国际潮流,其导向是放松管制,在可能展开竞争的领域尽可能多地引入竞争。文章将主要介绍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的垄断行业改革,以期为中国的垄断行业改革提供相关经验。一、电力管理体制的调整:美国1.能源政策法案与联邦能源委员会1992年美国的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