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主体、内容的转换及其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文化也是通过“大众话”来“化大众”的文化，而20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大众文化则是建立在经济发达基础上的大众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波及中国，中国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大众文化实现了主体及内容的转换，这一转换具有创造主体多元化、构建现代性等重要意义。     

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实践解读

约翰.菲斯克解读了购物广场、电子游戏的快乐、海滩等大众文化典型个案,呈现出双向循环、动态解读、范围宽广、重视细节等特征。菲斯克的大众文化个案解读遵循"快感—权力—意义"的内在逻辑,主要价值在于彰显了平民主义、体验主义的研究品格,提供了一套微观政治学的分析范本,具体不足是解读时"推己及人"的主观随意性,"新修正主义"立场引发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危机"。     

著名学者张汝伦谈──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

著名学者张汝伦谈──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大众文化正在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支配性权力，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意识，甚至改变着人们的本能大众文化已成了我们时代又一种以“大众”名义支配大众的权力，它凌驾于大众之上，大众对它却无能为力。更为可怕的是，它不仅支配...     

一种文艺观,或历史观——论本雅明的批评思想

本雅明的历史观与文学观是可以相互说明、相互补充的互文本.本雅明断裂的历史观在文艺领域表现为对“震惊美学”的追求；其群众史观,要求文艺应该表现大众的生活并且能够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同时其历史救赎思想,注重体验与阐释,这也是本雅明赋予文艺批评的任务.     

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大众文化场是个意义的张力场,我们反对非此即彼的论断和文化态度。最客观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是把大众文化看做个充满张力的场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大众文化时使大众文化场保持开放的向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众文化还归其真实面目和本真性。如果选择了一个向度而忽视了另一个向度,必然导致另一个片面性。文化研究就是要如何把两种对立的大众文化观即批判论与赞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其间寻找必要的张力,而不使文化研究存在偏差。     

大众文化与文化的大众性

高中《思想政治》(文化生活)教材中提出了倡导“大众文化”的观点。怎样正确理解这个提法,准确把握大众文化的指向,明确大众文化与文化的大众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精英文化、先进文化、落后腐朽文化等的区别至关重要。(一)一般来说,大众文化的指向是对应于精英文化的一种文化形式归     

二重性与颠覆性:后现代大众文化研究

后现代大众文化研究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代表人物费斯克认为,消费社会条件下文化产品与一般产品有着重大的区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金融经济平行的并且对文化产品流行程度起关键作用的文化经济的独特性。在金融经济中流通的是财富,而在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则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文化经济使在金融经济中作为商品的观众转变成了处于主动地位的生产者,大众文化因此具有了二重性与颠覆性,这种思路突破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传统。     

大众文化潜在的先锋性之理论探究

由于大众文化信奉快乐哲学,其文本相对通俗易懂甚至肤浅平庸,而这和当下整个社会对文化类型的取向和好感又是一致的,故而大众文化在当下成为霸权文化。然而,随着大众的文化民主意识不断加强,大众文化呈现出某种悖论并因此具备某种自我解构的态势。其中,先锋性的加强将是大众文化在未来的内容和形态上的重要表征。     

诠释与对文本的知——论王船山的诠释学思想

王船山在解读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诠释学思想。王船山认为，诠释的首要任务在于获得对文本的知，由此出发，王船山诠释学认为经典之解读，或为求其原意，或为借古证己。求其原意，应当“高著眼”，遵循上下文原则。借古证己则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法。王船山于此强调诠释者“胸中应有一段经纶”，在创造性的诠释过程中，诠释者关注的重心不再是文本“本有”之“定指”，而是追求“各有契合”。由此，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对文本的知具有无限展开的可能性。     

大众流行文化的嬗变对“80后”大学生的影响

大众流行文化以其特有的娱乐意义与意识形态意义影响着“80后”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由于其实践功能的二重性，它对“80后”大学生的影响也表现出积极、消极两个方面。面对大众流行文化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对此加强整饬，做到趋利避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研究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大众文化在我国成为大众主要的消费和娱乐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这些原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文化商品”转化具备了必要性。“民族心理”的客观存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文化商品”转化有了可能性。“文化商品”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文化商品”的转化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性。     

维特根斯坦哲学意义观的译学启示

解构主义在打破形而上学意义观的同时也带给翻译研究无尽的迷惘。意义的消解使翻译面临本体缺失的危险。如何重构意义？如何实现翻译本体论上的回归？这成为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本文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的哲学意义观为立足点探讨翻译中意义的相对确定性,归纳出一条把握相对意义的线索：把语言投入实际交际—在游戏规则规约性与可驾驭性的张力间定位意义—用实践检验意义。文章试图从维特根斯坦重实用、重交际的语言观出发来探讨翻译中意义的重构。     

大众文化史学中的族群研究：以《苏北人在上海》为例

韩起澜（Emily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是聚焦“族群研究”的大众文化史学的典范。本文从该著的文本研究出发，探讨作者的族群研究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建构了苏北人生活的诸多面相。     

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表达

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及其蕴涵的一整套文化符号体系逐渐成为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兼具文化属性、精神属性、商品属性和物质属性于一身,这一特点使其具备生成与传播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在其意识形态性表达方面,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通过提供"虚假的需要"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伯明翰学派则认为大众对大众文化具有多种解码方式,从而构成了对文化霸权的争夺。作为社会意识载体的大众文化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环节,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辩证地对待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性表达和功能的二重性。     

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美育的崇高使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并日渐成为当今审美实践的主流。大众文化过于平面化、感官化，过分迎合人性中的感性部分，因而它在解放人的感性的同时，却容易导致大众感性的过度释放与追求，从而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单向度的人”。当代中国美育欲拯救感性沉沦中的大众，必须从狭隘的学校美育圈子中走出来，转变为对现实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大众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现实人生。     

肥皂剧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创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而作为电子媒介的电视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的象征系统。肥皂剧,这一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电视节目形式,以其鲜明的特点,反映着大众文化与电视的关系。     

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提升

大众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具有使文化平民化、给大众提供补偿性娱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等积极的社会功能。但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时间不长,还存在不少不足。结合我国实际,加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对大众文化进行价值提升,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顺应大众文化发展趋势 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特点。其中，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大众文化所显示的弱意识形态性、非强制性等特点，对新时期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提出了挑战。如何回应大众文化发展的挑战，并从策略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一、大众文化的产生及其评价市场机制是大众文化产生的内在根据。改革开放为市场机制合法地进入我国社会生活提供了条件，并直接催生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众阶层，这是大众文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突出，表现为内容误读、引述错位、标注错误等等，种种症候皆缘于忽视与疏离文本。如对“自由人文艺观”的评价不够公允、“赵树理小说”研究中的引述混乱、“《红旗谱》”的阅读定位有失客观、“新世纪乡土小说”内容的反逻辑性。对这些问题中的研究症候现象的考察，旨在构建始于文本、追求真信的学术观。     

张载的虚气观刍议

“虚”是张载思想中的关键字之一，《正蒙》中反复出现“太虚”、“虚空”、“至虚”、“心虚”等词语。然而，与佛老经典中的“虚”的意义不同，张载将虚与气相结合，认为“太虚即气”，“知太虚即气则无无”。虚气观明确体现了张载的儒家立场，同时也将张载之学与其他宋儒的思想区别开来。本文将对张载的虚气观进行简要概述，以期从根本上把握张载的思想特色。全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论述：虚气观提出的背景；虚与气的关系；虚气观在张载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