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政的路径选择

由于制度、经济、农民自身素质和组织化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上升趋势。当前急需通过制度建设来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法制化、有序化。     

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对农村集体行动的思考——以H县北村为例

对一桩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的经验考察发现，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是一种兼具理性和危险性的集体行动，它是在缺乏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时在体制外生成的。其生成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一农民之间关系的转变；以及利益分离的制度结构的存在。     

化解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形态发生变迁、制度激励存在偏差、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以及农民利益受不规范政府行为的侵犯等原因,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的趋势。为此,应通过建立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开辟农民与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改变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体制,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的自治等途径,努力化解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使其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城镇化进程中边疆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边疆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逐渐增强,但现状并不理想,主要表现为：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不强,意识不高：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不畅,非制度化渠道激增等方面.需通过全面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法律体系等措施,保护边疆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     

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存在着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相关立法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当前,应当创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根植的基础与运行条件;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以法制化为保障,确保农民政治参与有法可依,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以浙江省临安市S镇为例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权利缺失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职能异化,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必须建立有效的村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良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依法规范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作用。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

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现有的政治法律体制下,农民影响政府及其决策,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或者过程。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农民政治参与的难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机制、政治参与能力和社会条件等问题。为此,一要加快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二要重构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三要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物质基础。     

当前制度框架下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村民自治制度,为我国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渠道。但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我国“三农”的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都迫切需求中国最广大农民的积极政治参与。     

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的社会学思考

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重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阶层、社会利益主体的不满情绪需要有发泄的途径,这就需要建立信息获取机制、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等社会安全阀机制,并使这些机制制度化。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用科塞的功能冲突论及其社会"安全阀"制度阐述了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的紧迫性及其制度化手段,提出了社会"安全阀"制度建立的主体性要求。     

经济发达村庄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与方式分析——以山东省东大寨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农民主要是在利益驱动下参与政治,但这种利益主要是农民掩藏在"义务动机"之下的不太敢于承认、不太明确的利益.国家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供给拓宽了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除了民主选举之外的其他制度性正式参与方式几乎都成了摆设.要对农民进行利益维护的培养和教育,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并正确看待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活动大量涌现。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为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引导农民的政治参与,努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现状及对策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注重农民的利益表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组织缺位,利益表达权利意识缺乏.利益表达客体角色错位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使我国农民利益表达非理性行为大量产生.为了维护农村的稳定,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必须注重农民的利益表达,提高农民的利益表达权利意识,加强农民的自身团结.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引导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通过合法的形式来表达.     

和谐社会视域中政府保障农民权益的困境解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国理念的提出,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而无法实现有效维护的困境更加凸现。当前我国的土地产权和使用制度、二元户籍制度、就业和福利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或者停留于文本阶段是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当前我国农民缺乏自身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渠道。如果利益表达渠道制度不能够建立,其他制度的完善和改革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有效整合我国当前分散的农民力量,实现各集团力量的相对均衡,从而为巩固政策的良性互动和制定提供持续的推动力和有效的监督力量。     

转型时期公众利益表达的类型与有效性分析

利益表达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复杂多样的公众利益表达形式和途径.本文提出影响利益表达有效性的两个主要分析变量"组织性"和"结构性",据此建立了利益表达的四种理论类型并详细考察了不同表达类型和形式的政治效用状况.总体而言,转型时期中国的公众利益表达存在制度化不够、结构性不足、被组织性明显和政治有效性较低等问题.只有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众利益表达途径的多样、真实、畅通和有效,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问题与消解:科学发展观视野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无论是在参与能力和意愿方面,还是在参与的途径和影响方面,均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政治参与培训、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农民利益表达的信息传输、农村公共管理伦理建设以及营造良序的农村文化氛围等方面来积极应对、有效解决。     

整合利益阶层分化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并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有发生。其成因在于政策的错位与缺位。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的机制、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的机制、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机制和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和谐社会视域中政府保障农民权益的困境解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治国理念的提出,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而无法实现有效维护的困境更加凸现.当前我国的土地产权和使用制度、二元户籍制度、就业和福利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或者停留于文本阶段是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当前我国农民缺乏自身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渠道.如果利益表达渠道制度不能够建立.其他制度的完善和改革的作用将会大打折扣.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有效整合我国当前分散的农民力量,实现各集团力量的相对均衡,从而为巩固政策的良性互动和制定提供持续的推动力和有效的监督力量.     

完善选举制度发挥代表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简论地方人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之四

民众利益的充分表达、有序整合、有效实现,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反映,也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条件。民主选举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基础,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在增长,必须正视这种愿望,并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为此,必须建立畅通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疏导公众有序参与,在体制内释放参与能量,以避免非制度化的或无序的参与,     

社会发展与人民政协功能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人民政协面临诸多挑战:民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与政治协商制度渠道不足的矛盾突出,界别利益表达不足影响了协商政治作用的发挥,协调不同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能力亟待提升.拓展人民政协的功能,需要推进功能性的政治协商转向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开拓代言群体的界别范围,增强界别利益表达的能力,创新发挥协调关系作用的平台和路径.     

群体性事件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究其根源却在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匮乏.为此,必须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这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也是避免社会危机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