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性根基 ——基于"美好生活需要"的哲学思考

政治是属人的社会活动,"界定人性内涵"和"符合人性规定"直接构成了政治生活历史的、逻辑的起点,政治人性因而成为政治生活的鲜亮底色与政治哲学的内在根基。从历史来看,颇具代表性的政治人性理论是古典政治时期崇尚德性的"公共人"设定和近代以来追求自利的"自然人"设定,从政治维度来看这两种范式的政治人性理论都具有浓厚的先验色彩和目的论叙事方法,故而既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本质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陷入一种虚幻的道德论证。所以,当前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人性理论,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人性理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这三个层面的内涵与相互关系,并以此指导和推进旨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政治进程。     

论人性与犯罪

弄清什么是人性,是讨论人性与犯罪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对前人关于人性的各种学说与观点的了解,是正确理解人性的途径之一。古人对人性的观点有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合论、性三品、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等,并认为人性是人的本性,与兽性不同。人性的实质是由人的行为反映出来的、表现人的内在品质和社会关系、属于道德范畴的一种道德标签,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人性相对应的"兽性"是人们对恶行的比喻。犯罪是违反人类行为规范和人际和谐社会关系的行为,其发生是由犯罪人个人、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宪法的人性基础初探

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宪法作为人性的必然产物,其建构和运作的人性基础表现在：人性亦善亦恶可塑论使宪法的生成成为必要,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宪法的生成成为可能,个体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使宪法的生成成为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中的相关主体利益平衡研究

遗体组织捐献利用中的主体包括自然人、自然人之继承人及社会公众三方,在遗体组织捐献利用过程中会产生三种形式的主体利益冲突:捐献决定作出时自然人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的冲突;捐献决定未作出时自然人意志与其继承人意志间的冲突;以及捐献后对遗体组织利用的社会公益性需求与自然人之继承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之间的冲突。在处理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恪守比例原则,为三类主体的利益折损保持其最基本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则要以自然人意思自治之利益为最高准则,仅在自然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以其近亲属类监护人的一致同意替代其意思自治。与此同时,要以鼓励行业自治的形式完善相关的社会公示与监管制度,从而构建一个周延的法律制度框架,保证遗体组织捐献利用的规范化与秩序化。     

柏拉图教育理想的人性解读

《理想国》中,人性(灵魂)始终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他把灵魂分为三种状态:理性部分、无理性部分和激情,三种状态互不干扰就是正义最初的本质;每种灵魂状态分别在灵魂中占主导地位时就形成不同阶层的人。而不同阶层的人在国家中各安其位,就形成了正义的国家——理想国。柏拉图主张用教育促使人们灵魂转化——向“善”以达到理想国的实现。人性既是柏拉图教育理想的起点,又是终点。柏拉图提出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值得商榷,但它反省人性、追求“善”的精神正是当今教育所必需的。     

科学发展观的三个维度:真、善、美及其统一

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科学的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蕴涵三个维度:真、善、美。"真"即科学性,包括规律、真理、方法三个层次;"善"是核心,其内涵是以人为本和与民共享;"美"是目标,体现的是和谐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两个方面。"真"是基础、"善"是本质、"美"是目的,真、善、美辩证地统一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法治的人性基础

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实体不是强加于社会的,而是根须牢固地扎在人性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以人为本"是深藏在法治背后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的精神力量,法治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人性的社会性与理性是法治产生的前提条件,对人性持有善有恶的观点是法治实践的基本要求,法治对人性善恶在公私领域的不同态度,其重在防止人的恶,人性的实现与发展是法治实践的价值目标。     

向善应成为一种常态

<正>善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资源,一种财富,它推动着我们每个人向好人、有良心的人发展,也推动着我们这个社会更好、更健康、更良性地发展。把"向善"一词纳入到当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实际上是一种最本质、最人性、最重要的道德诉求,确定了我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重在撒播善行。《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心灵中都有天使的一面,积德行善就是把自己天使的一面开发出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如今,我们仰望着那些被神化     

解读与时俱进

当与时俱进成为大众话语时,就存在一个厘清和辨正的问题:它不应被视为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是和好(真和善);对与时俱进的把握,初级层次是对“时”的理解,中级层次是对规律的认识,最高层次是应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这三个层次都有对主体的特定要求,而且是层层递进的。     

互助与利他之“善”——浅议济贫扶贫的伦理学依据

善,就是源于人性所驱动的、以实现整体普遍利益和个体福利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性的和谐状态。实现“善”的最佳途径就是“互助与利他”。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是极端利己主义所引致的竞争结果;而社会中的济贫扶贫则是互助与利他驱动的平衡倾向,其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善。济贫扶贫的伦理基础是互助与利他之“善”所广涵的众多伦理学次生概念。     

浅谈马一浮的文化复兴观

马一浮先生在谈中国文化复兴,说多基于人心、人性,具有"强理而弱势"的特点。他坚信文化复兴,人人有责。人之为人,家之为家,国之为国,不可须臾离却儒家所讲的那些道理,因其符合人性之真、善、美的要求。人性之善是文化复兴的根据和坚实基础,而文化复兴正是人性之善在各实存领域中的彰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醒悟到前行之非,从而认识到儒学的真价值,进而回归到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上来。     

阳春白雪玉树临风

正品格即艺术的层次,是艺术思想、道德、境界的尺度,而薛林兴所追求的是一种真善美的境界。真是一种知识的范畴,是做人的一个标志,知识的真知,做人的真诚。善是道德,要与人和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对自己人性的一种修炼,一种涵养。人品即艺品,人品不高,其艺术的品格不但不高而且会走向真善美的反面,即假、恶、丑。薛林兴自己有三条规则:一,做事、画画经常反省,审视。把好的东西保持,不好的摈弃。     

简析儒家的“人性善”与人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了很大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觉时,就要由“君子”来教化;在“教化”失效时,就得靠政治权力来强治。这样就走向了以道德立国,把道德政治化、刑律化的道路,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人治下的法治”、政治伦理化的境地。     

《芳华》:在时代变迁中审视人性底色

小说《芳华》是严歌苓诚实写作的力作,它写出了一代人历经时代的命运起落,展现了不同人的生存姿态。严歌苓通过一种亲历者回望反思的视角巧妙处理了想象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关系,将个人的历史印象文本化,从而展现出一种精神层面的审美追求。小说中的人性书写则主要从人的"善"和"迫害性"入手,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不同人性侧面的体悟。     

人性假定：作为工具价值的思考

人性假定是一种方法。侧重于工具价值的人性假定与侧重于人文价值的人性论不同,它不寻求人性理论自身的真理性,而是追求人性假定衍生出的社会后果。人性假定是维度与质态的统一。在维度上,人性假定有利己与利他的划界;在质态上,则有善与恶的区分。维度与质态的不同整合,构成不同的人性假定模式。人性假定通过经验推度与理性导引来完成,其运作可以从社会与个体两个层面展开。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状及其防范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近年来我国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当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时,众多与冲突没有任何直接利益诉求的人,出于某种非理性的心理而加入其中,从而形成的一种"继发性冲突"。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征、根源、防范和化解措施进行探讨,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青年社会化的摇篮——家庭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便开始了在这个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社会中的生命历程.人在婴儿时期,还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必须经过一个从"自然人"演化到"社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社会化是贯穿人的终生的,但人的社会化有不同的阶段.青年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指的是,社会用生活、生产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文化、价值观、行为模式、法律道德、习俗等教化青年,推动青年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促使青年能动地内化和发展社会文化、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活动过程.青年社会化的内容大体包括四个方面:(1)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2)掌握社会规范;     

生产关系的层次结构与历史继承性

生产关系如果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可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也象生产力本身一样,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层次是当生产力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时,偶而发生     

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兼论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提升我国道德水平

人性是道德的最终根据,中西方伦理学史中的不同学派都从各自的人性理论出发论证自身伦理学及其基本道德原则的"道德性"或"合理性",规定道德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但是,只有从人性的复杂性出发才能正确说明道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分别从逻辑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来说明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为伦理学通过设计而使人性向善提供理论支持。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可能性的分析对于提升我国道德建设水平至少有两个重要启示:其一,坚持人是有限的道德人,并以此为基础把道德建设置于可操作的现实之上;其二,在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提升违背道德的成本从而防止某些地方或某些方面道德领域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人性缺欠的文化控制——至善主义文化的建构

人性的贪婪、自私自利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为了避免由于人性的缺欠而引起道德败坏，社会混乱，必须建构至善主义文化以对抗、克制人性的缺欠。儒家、道家、耶稣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在东西方建构了各自的至善主义文化体系，以导人向善，止于至善。本文详细地阐释了儒家、道家、耶稣用什么方法建构了自己的至善主义文化体系及其内容，以解决自己时代甚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