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中日关系在中国的整体外交格 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要从全局、系统 的战略角度制定对日政策;要妥善处 理历史问题;要完善两国政治对话机 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要加强两国经济 合作;要深化两国民间交流;要从中 日美三边关系和区域安全与合作的角 度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

<正>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率先将中日两国政治、历史认识、外交方面的分歧扩大到经贸领域。使两国关系猛烈“降温”,并希望用“经济牌”动摇中国对日外交的一些立场和主张。但由于中国在经贸发展上已取代美国,因此对日本的经济复苏发挥着越来越关键性的作用。     

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

抗战爆发后,中日宣战是一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既存在中国的对日宣战,亦存在日本的对华宣战。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曾调研过对日宣战问题,并取得了一些共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进一步分析对日宣战的利害,认为不宜宣战。日本详细研究相关问题后,亦认为宣战弊大于利。德国突袭波兰,二战爆发后,宣战问题演变为国民政府如何应对日本对华宣战。在此前后,英国不建议中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久悬不决的对日宣战问题终于明朗化,国民政府迅即对日宣战,而日本则并未做出对等的反应。从根本上言,中日双方是否相互宣战,取决于各自对利弊两端的判断。     

英国对华外交中的觐见问题——礼仪与利益的合体

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五国驻华公使(英、法、俄、美、荷)以躬身之礼觐见清同治帝。该事件宣告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行"叩头"之礼开始走进历史,西方国家在外交礼仪层面对古老中国的"强制性改造"取得一个标志性成果。作为当事国之一的英国,从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到1873年威妥玛觐见同治帝,觐见问题由一个寻求贸易便利外交机会演变成在"合作政策"掩护下企图引导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英国在觐见问题上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反映英国政界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入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现出英国外交官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利用觐见问题为其本国利益服务的外交尝试。     

民族心理因素对中越两国外交行为的影响(1950——1978)

由于历史的积淀,中越两国具有不同的民族心理特征,中华民族心理的主要特征是文化优越感、民族自豪感和"中国中心论",而越南则是对中国既依赖又戒备并欲确立地区中心大国地位,这种民族心理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50-70年代处理两党、两国关系的态度和外交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两国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     

民族心理因素对中越两国外交行为的影响(1950-1978)

由于历史的积淀,中越两国具有不同的民族心理特征,中华民族心理的主要特征是文化优越感、民族自豪感和"中国中心论",而越南则是对中国既依赖又戒备并欲确立地区中心大国地位,这种民族心理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两国领导人在20世纪50-70年代处理两党、两国关系的态度和外交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两国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     

隋唐时期旅日华侨探究

隋唐两代是古代中日交往的新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隋唐时期中日两国的交往一般是以外交访问和宗教活动为主。侨日高僧是隋唐两代旅日华侨的一大主流，也是古代旅日华侨的一种独特形态，对日本历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影响。这一时期，侨日华侨在促进唐日文化交流和日本社会发展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21世纪中国公众外交初探

对于中国来说，公众外交是一种崭新的外交理念。公众外交是指一国以本国外交民主化寻求国家利益充分、准确的表达为起点，以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为核心，以他国公众为对象的非传统性外交形式。公众外交是内向性维度与外向性维度的结合与互动。公众外交的内向性维度是指一国公众对本国外交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强调公众对本国外交事务的“主体参与性”。属于一目国内政治范畴。公众外交的外向性维度是指一国政府以他国公众为对象的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强调外交的“对象性”，属于一国对外事务范畴。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抉择，必然要求把公众外交纳入中国总体外交中来。文章进而对中国公众外交的理念和现实操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论江泽民的对日外交思想

江泽民对日外交思想是在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内容有四个方面:中日关系必须建立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日本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才能更好地发展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应该大力拓展经贸、文化和人员交流;中日两国需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江泽民对日思想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中国千年外交的空间问题

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是我国外交空间扩大的表现和结果，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国外交回旋余地，同时自然会激起国人重拾汉唐外交旧日荣光的雄心。当然，在扩大外交空间方面，中国现代外交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和新挑战。研究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规律，把握中国外交空间扩大的有益启示，办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大外交，是历史赋予国人的神圣使命。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略论

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是中日世代友好 ;必须树立中日友好的大局思想 ,全方位推进对日外交。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敏感神经 ,按照“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的方针解决历史问题是实现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和利用矛盾的方针来处理中日关系是行之有效的对日外交策略思想。求同存异的原则既是对日外交的工作基点 ,也是寓于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哲学理念。     

遏制中的平衡:两岸统一进程中的美日因素分析及对策

美国和日本是影响中国海峡两岸统一进程的重要因素,台湾问题是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日两国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利用一切机会介入台海局势,使单纯的中国内政演变成复杂的国际外交。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和日本对台湾问题也有所改观,出现了模糊和摇摆。对此,我们应该加快两岸统一进程步伐。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我们要努力提升综合国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发展中美中日关系,减少两岸进程阻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建立两岸和谈机制;坚持睦邻外交政策,争取周边国家支持。     

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

春华秋实,中国外交迎来金色的秋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已分别访问了朝鲜、越南。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四次会议。随后,胡锦涛主席访问英国、德国、西班牙和韩国,并出席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领导人的亚欧之行,以及年底北京将接待美国总统布什的来访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折射出了中国外交内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营造和谐周边朝鲜与越南均是中国的近邻。胡锦涛这次访问朝鲜和越南无疑是中朝和中越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重大历史事件。胡主…     

资讯

王毅9月10日,王毅 抵达东京履任。日本媒体认为中 国派遣现任副外长担任驻日大使, 表明中国政府对日本外交的重视。 而中国媒体却期待有"日本通"之 称、又长期主管亚洲事务的王毅 这次"临危受命",能够以高超的 外交技巧,结束中日两国摩擦不 断、首脑互访中断的僵局。     

中日战争观差异之辨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一国的战争观受其历史、地缘、体制、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在战争观问题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国的发展路径.辨析这一差异,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化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对现实问题的解读,以及对未来发展态势的预判.     

和平崛起与中国大外交——2005年中国外交大盘点

2005年中国外交的一个最大背景是中国自身的日益崛起。2005年,中 国外交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加强,“中国因素”日益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与各 国外交。 和平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大外交 2005年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 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战略部署,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 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四大领域积极主动,取得了新成就。     

中俄同庆 欢度良辰

<正>无论是对于中国历史,还是对于俄中关系,2014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俄两国建交65周年、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成立65周年及中国民间外交的先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日。中俄友协是中国第一个国别友协,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的第5天成立于北京。     

2009年中美外交布局

2009年,中美两国的外交特别为世界瞩目。全球关注美国,是希望了解打着"变革"旗帜的奥巴马会给这个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带来哪些变化;西方关注中国,是期待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新年开局,中美两国也频出外交大动作,如何解读2009年的中美外交布局?我们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     

共和国外交6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结束了旧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从当时东西方两个阵营严重对峙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重大外交决策。从新中国正式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到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从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新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和独立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中俄文化外交审视

当前,中俄两国建立了稳定、良性的外交关系,并成为战略协作伙伴。国际关系受多方因素影响,所以尽管中俄两国关系较为稳定,但小摩擦也不断,其中文化差异是造成两国外交矛盾的因素之一,为此,文化外交也成为中俄外交的重要内容,旨在促进两国在文化上相互理解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