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前提条件与实现路径

由于不同农村公共产品特性有异、不同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强弱不均以及农户间经济实力存在差别等原因,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农户有效地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必须以农户具有公共精神和较强的经济实力、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农村合作组织和具有较强组织供给能力的村民自治组织等为前提条件。从农户参与供给的路径上看,需要通过培育农户的公共精神,增加农户收入,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增强村"两委"的管理能力,为农户参与供给提供思想动力、财力保障、有效载体和领导支持来实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 ,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政府职能残缺、融资体制障碍等。文章通过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 ,论证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降低了农民收入水平 ,并据此提出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保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设计。     

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的五大原因

中国农村有近2.5亿农户,但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的农户仅有2363万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8%。可以说,组织化程度低是导致农民成为最大弱势群体的重要内因。     

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的零和博弈及治理

城市公共工程评价是对其投入产出效益的综合评判,是城市公共工程供给合理性的主要评判工具,其评价结论反映了城市公共工程不同评价者权、利博弈后,对公共利益、私人利益的再次分配。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具有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权力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评价者间的权利博弈行为成为零和博弈,即强势群体侵占弱势群体应得利益,城市公共工程供给无效率。我国城市必须从行政权力制约机制、公共参与机制、第三部门参与评价机制、公共价值观培育机制四方面着手,从而对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者间的权力不平等与利益导向分歧现象进行治理,并实现我国城市公共工程评价从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超越。城市公共工程供给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才能真正促进城市的稳定迅速发展。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分析

长期以来,在“二元结构”的支配下,我国城乡之间实行着两套迥然不同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重城市,轻农村。造成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缺位和错位。我国农村消费者不能像城市消费者一样在公共物品上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落后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本文从消费者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缺位和错位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公共物品由于其独特的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农村的公共品更是如此。农村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而农村私人产品依赖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要实现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拓宽地方公共物品的融资渠道。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当前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政府主导的、以制度外财政为支持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并没有随着农作制度的变迁而变迁,而是沿着既有的路径继续发展。其结果是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破坏了基层政府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得农村改革和发展无法顺利展开。只有突破这种路径依赖,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才能更好地适应农村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     

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物品供给——基于拓展第三部门供给作用的若干思考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是衡量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特性及其供给主体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良性互动、多元供给框架下,充分、积极拓展第三部门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的若干思考。     

公共物品供给的价值平等性分析——从刺激经济增长的4万亿投资说起

公共物品除有形者（物态者）外,还有大量的无形者（非物态者）,已成为共识,但深化此共识非常重要,因为政府所提供的无形公共物品远远不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完全不同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其本质是公共服务型物品,此类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效用,完全满足帕累托无差异曲线,尽管不可相互无差异替代,但其效用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具有等值性。本文从帕累托优化、边际福利效用递减的效用比较、基本可行能力等多维视角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无差异性作出价值判断,以揭示公共物品供给的价值平等性。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着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要想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应该发展多元化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以政府为主体、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同时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等部门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相关制度等措施,规范和引导各类供给主体的供给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