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工政治参与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从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征、成因上看,要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清除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体制性障碍;(2)坚持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目标性原则,构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效动力机制;(3)由传统的动员性政治卷入向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转变,找准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的“突破口;”(4)修订有关法律法规,确保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法定性;(5)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组织载体;(6)建立健全农民工民主培训机制,增强农民工参政议政能力,以实现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意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驱动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性前提是农民工能完整享有公民权利。农民工市民化首先必须培育和提升农民工的公民意识,使农民工能主动争取公民权,享有话语权。当前农民工公民意识相当薄弱,主体意识缺失,权利意识缺乏,公共意识淡漠,法治意识淡薄。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政治参与制度、加强文化建设能充分培育农民工自由平等的公民意识,促进市民化进程。     

论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培育

富士康事件昭显着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认知的苏醒和权利主张的非理性,而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此,要用多种途径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     

农民工法律意识的代际比较研究——以北京市建筑行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群体法律意识的代际差异有一个基本判断,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对法律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平等性的评价、诉讼倾向以及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意识并没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并不比老一代农民工高。这一研究发现提醒我们,关于农民工法律意识代际发展模式的惯常认知可能存在误判。     

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权利现状考察

城乡统筹发展主张城乡经济、社会的公正、公平发展,其现实支点是城乡居民权利的平等化。而农民工权利及其实现状况是城乡统筹的重要体现。当前农民工权利现状不尽如人意,与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仍有相当距离。解决农民工权利问题,需要构建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改善农民工人力资本弱势,培养其权利意识。     

从维权到参与：农民工权利意识的演进

权利意识具有多个层次与类型,其发展是一个阶梯性的过程.当前的社会转型虽然启蒙了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但变迁时代的过渡性与矛盾性特征同样影响其演变,使之表现为一种低层次的维权型权利意识.这意味着农民工要发展出成熟的参与型权利意识,还需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阶段,其转变的关键是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教育探析——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法律意识强弱上的非均衡性,法律认同上的非理性,权利取得和权利救济上的非主动性,守法意识上的非自觉性等特点。进而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主要因素,并对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教育内容的构建进行了阐述。     

农民工参与流入地基层民主政治的行动逻辑——以苏南农村为例

新版《村组法》赋予了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民主选举权利,然而在江苏苏南农村的实证调查发现,赋权并没有带来农民工流入地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这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民工民主政治权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探究其因,农村"三权"以及福利保障分享模式所造成的利益壁垒和利益疏离成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基于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以及对农民工实行有限保障并进行积极动员是促进农民工政治参与、加强流入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市民化路径选择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体育权利的权力制约——HB省BG镇新生代农民工体育锻炼行为干预研究

本文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活动的强干预方法探讨农民工群体的体育活动意愿、行为和制约因素。通过干预实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具有强烈的体育活动意愿,而是休闲与游戏意愿,其体育意识需要进一步启蒙和动员;第二,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体育时间与工作时间、生活时间的冲突以及体育空间的局限与缺失,而根本性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违法违规用工现象;第三,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外在经济权力的约束、身体自由的受控、基础体育教育的匮乏以及淡薄的权利意识,工人们需要更长期的体育权利意识的启发和培养,并且只有通过与资方利益博弈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体育权和健康权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