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理论与现代比较优势理论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即使新贸易理论在某些方面研究了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所没有研究的问题,它也难以取代后者而成为新的主流贸易理论。其一,新贸易理论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之间更多地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且从理论研究的高度看,二者并不能等量齐观。准确地说,是新贸易理论成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但是很难反过来说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补充了新贸易理论;其二,新贸易理论研究了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问题,但无论从假设前提还是结论来看,都很难说新贸易理论比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更为接近现实。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研究

比较优势实则为一种动态的比较优势,它会随着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技术进步和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以及政府的政策干预而发生动态变化。新贸易理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理论上存在进步意义,在实践上,其主张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又在诸多发达国家中取得极大成功,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倍受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但新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一种非对称的互补关系,新贸易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但绝不能取代比较优势理论。同时,新贸易理论所主张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一国比较优势动态升级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与综述——兼论对我国比较优势的再认识

文章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和综述,由此把握住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并对贸易理论中最为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给予较为全面的再认识,同时提出广义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经济和贸易的现实意义。     

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与演进

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理论已从静态分析发展到了动态分析,这在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以及贸易与经济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进行综述,以期对这一前沿理论的进展有一个总体把握。本文从源于“干中学”效应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演进、源于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演进,以及源于内生个人专业化的动态比较优势及其演进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描述了动态比较优势的各种来源及其演进的规律。     

国家能力、比较优势与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这种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而变得不确定。其原因在于,开放条件下比较优势的形成不只是要素的简单聚集,而更多来源于国家的内生性能力。我国在技术上属于后发国家,在经济上正处于转型期,如何通过实施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提升国家能力,就成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动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对于贸易增长的原因 ,一般认为是发挥了比较优势作用 ,进一步的分析则发现中国贸易的增长实际上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双重作用的结果。后发优势的利用促进了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与转换 ,以制度学习效应和技术学习效应为核心的后发优势在贸易增长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西部开放中的比较优势分析与对外贸易战略选择

西部开发离不开西部开放 ,而对外贸易又是对外开放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本文通过透视西部地区的贸易现状 ,分析西部地区在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得出了西部地区现实比较优势不足 ,潜在比较优势在现阶段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商品优势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西部地区贸易战略选择的原则和标准 ,并对几种主要贸易战略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 ,最后提出了西部开放应采用的贸易战略     

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理论考察

产业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对外开放的深化和比较优势的变迁是推动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原因。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内产品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要素禀赋的变化,导致了依据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本文从论述比较优势原则与产业结构的联系出发,通过分析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方面的应用原则和我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     

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和贸易竞争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加入WTO，双方自由贸易协议的签定，使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但是也应看到在中国和东盟贸易中，既存在互补的一面，也存在竞争的一面，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中国与东盟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中国与东盟应该采取措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双方贸易互补的一面得到扩大，同时使双方贸易竞争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从而使双边贸易得到健康的发展。     

两岸农产品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12数据和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运用散点图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统计方法,实证分析两岸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大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在恶化,农产品出口贸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台湾农产品基本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2007年以来比较优势有改善趋势;在双边贸易中,大陆对台湾出口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增加,而台湾对大陆农产品贸易则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统计期间出口专业化程度明显下降,比较优势趋于改善。     

WTO框架下中国农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农业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原则是各国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可以使双方都获得巨大的贸易利益;发展中国家单纯地根据自身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来确定农产品贸易结构,将不可避免地跌入“比较利益陷阱”。为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中国在农业产业选择与农产品定位方面应积极培育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论澳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转换及产业升级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在某些经济资源方面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即比较优势，是决定该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地位和利益的决定性因素。以米歇尔·波特为代表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则认为，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降低及可替代资源的出现，原来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被竞争优势（即一个国家在科技水平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或一地区只有大力发展科技，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继续保持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有利地位。本文将以此对澳门地区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作一理论分析，并着重…     

比较优势、贫困化增长与劳动要素收入

本文选取部分中国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部分对外贸易的数据,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巴格沃蒂效应等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试图探寻贸易产品的比较优势、中国对外贸易中开始显现的贫困化增长特征,与劳动要素价格和收益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尤其重点研究了中国劳动力价格低下的原因及提高之途径选择。     

湖南外贸发展战略：整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结合贸易理论,联系湖南实际,分析湖南省外贸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及其局限,湖南省外贸发展战略定位应是:整合外贸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培育和提升湖南外贸竞争力。     

西方贸易政策与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分离的国家利益分析

自由贸易政策并未成为西方贸易政策的普遍事实,比较优势原则也并未成为西方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普遍原则。“国家利益”在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的缺位导致西方贸易政策与之严重分离。     

人性观的差别对于公正政治制度的影响——休谟“无赖假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比较

政治制度公正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追寻的理想目标,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以人性恶为基准,作为其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中国则以道德诉求为手段,典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思想。前者为了避恶,后者则要求政治道德之"善",各有所长。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两者的中间状态,取长补短。     

TPP与TTIP谈判中国掣肘因素研究

通过以目前全球贸易体系中最受瞩目的 TPP,TTIP为研究对象,对其推行过程中对中国参与的掣肘因素进行基于其主要参与国内外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TPP、TTIP贸易协定排除中国而对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实施高标准、宽覆盖的贸易条件,并且以废除所有关税,并力图打破众多非关税壁垒的标志特征,除了存在着严格的"贸易条件高标准"而客观排除中国参与,实质上是多国利益条件"众口难调"主观因素所决定。因此,厘清上述因素旨在为中国将来进入或平衡两大贸易协定的进一步推行勾画参与路线图。     

逐步自由化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渐进式。各国在其中以减让表形式给出的是第一批具体承诺。在协议中，中国与东盟10国都在WT0承诺的基础上，遵循GATS的规则，依据各自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和服务部门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竞争力，按照GATS服务贸易分类标准（MTN．GNSW120标准将服务贸易分为12个服务贸易部门155个分部门1的范围做出了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第一批具体承诺。中国选择了相对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成员国做出新的开放承诺。东盟各国的旅游服务部门都向中国做出不同程度的开放承诺，在其他服务领域，东盟国家则是有选择地进行有限的开放承诺。     

应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河口外贸发展

研究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河口口岸的发展优势分析,并找出河口口岸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口口岸发展对策建议。     

人性观的差别对于公正政治制度的影响——休谟"无赖假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之比较

政治制度公正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孜孜追寻的理想目标,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无赖假设"以人性恶为基准,作为其进行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而中国则以道德诉求为手段,典型的"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思想.前者为了避恶,后者则要求政治道德之"善",各有所长.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取两者的中间状态,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