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涌现出一大批流浪母题叙事文学作品。该热潮的兴起与新文化运动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变革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后,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观念上推崇动感特征明显的西方现代文化,在文学观念上推崇以独立为标榜的现代文学艺术场,他们从文化和艺术的双重视角认知和接受了西方文学中的流浪母题,并发掘和赋予其在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深厚内涵。流浪叙事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各流派的共同话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知识分子阶层流浪叙事的先河。剖析这一流浪叙事文学的缘起,对回望整个20世纪中国的流浪叙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影片《美丽的心灵》和小说《私人生活》探讨电影与文学叙事的差异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二者产生的时代相差甚远。电影和文学之间的关系百余年来备受关注。本文通过比较影片《美丽的心灵》和小说《私人的生活》在叙事方式、叙事视角和修辞上的差异,从而得出电影和文学之间的叙事差异。     

文学艺术化: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跨媒介叙事

虽然西方浪漫主义主要是一场文学运动,但这场文学运动与绘画、雕塑、音乐,以及戏剧表演等艺术形式息息相关。西方浪漫主义文艺最具根本性的特征是,试图成为综合多种艺术门类或多种艺术媒介的所谓"总体艺术",而实现"总体艺术"的路径,就叙事媒介的使用方式而言,包括多媒介叙事与跨媒介叙事两种。从艺术观念的表达、艺术作品的描述、艺术形式的借鉴等三个方面,考察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跨媒介叙事现象可以发现,这三种方式从不同方面促成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化特征。德国浪漫主义作家并非像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样"蔑视"语词这一文学媒介,而是高度尊重语词,试图使语词的表达能力最大化,以便通过跨媒介叙事使文学艺术化,从而创造出他们心目中的"总体艺术"作品。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所开创的跨媒介叙事之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     

论20世纪中国荒诞文学的发生因缘与历史进路

现代语境下,荒诞用来指示一些不合乎情理或明显有悖于情理的事或物,多数情况下荒诞表现出扭曲、变形或夸张的形态,用于对客观世界或人类生存状态的客观夸张写实或揭示。作为一种叙事形式,荒诞文学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得益于西方的荒诞文学理论和中国的本土文化因缘。20世纪初,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着现代转型,当时的中国文学几乎一盘散沙,文学纲领无从说起。此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思潮蜂拥而至,迅速瓦解的中国现代文学几乎融为西方文学范畴,荒诞叙事手法似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希望,并迅速整合西方强势的现代思想,筑为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文学因子,并为中国现代百年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20世纪八十年代,得益于社会政策环境的相对宽松,中国荒诞文学再次绽放迷人光彩。但是,囿于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国荒诞文学终究并未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即便如此,荒诞叙事作为一种作家对文化精神追求的叙事方式并未消逝。     

见证、记忆与责任:后悲剧时代的灾难艺术叙事——汶川大地震灾难艺术叙事探究

从"5.12"到"4.14",从汶川到玉树,从苦难到苦难。灾难只能是生者的叙事,然而这仅有的生者叙事往往是被"遮蔽"的,悲剧被形形色色的主体宏大叙事消解了,同时悲剧感也被淡化了。自然与人的冲突被带进统一价值观的尺度,于是被赋予一种大善的底色。笔者认为后悲剧时代的灾难艺术叙事具有见证、记忆与责任的三重属性,需要转向"创伤书写"的尺度,并发挥其发展受众道德想象力,唤醒受众悲剧感、灾难意识的作用,文章的目的就在于基于这一向度,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艺术叙事切入,分析其存在的诸多问题,然后依据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启示,就灾难艺术叙事如何实现突破以及"后悲剧时代,艺术何为?"进行一些反省与思考。     

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

性别叙事学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的实践方法．将性别研究和经典叙事学纳入了同一视域，使得两种本无联系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性别叙事学不仅注重对女性作品的性别化解读，它还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男性作家及作品．揭示了叙述结构和文学技巧所蕴含的性别关系本质。本文从叙事模式、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等诸方面阐述了文学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意识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尝试使用叙事学的分析工具对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义的阐释，希冀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研究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与特点

近代叙事思想在中国叙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近代叙事思想与近代叙事文学是同步生长的。近代中国社会现状与西方思想的传入导致叙事思想的兴起,叙事思想促进了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又为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发展动力。近代叙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强烈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受到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大影响和创新性与多样性等特点。     

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文学的关系

中国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 ,深受日本文学的浸润、影响 ,与之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关系。具体言之 ,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关于小说之主脑为人情的观念 ,经由周作人传入中国 ,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突围 ,标示了“人情”文学方向 ,使近代政治话语文学开始向现代以人情话语为中心的人的文学的转型。然而 ,民族传统文学功利性的审美观 ,特别是现代启蒙意识 ,决定了现代作家虽认同于《小说神髓》的人情说 ,却又能根据中国文学现实需要进行创造性转换 ,使现代文学的人情叙事区别乃至超越了《小说神髓》的境界。     

“木兰”母题叙事的中西价值观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由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所改编的电影，电视作品中不同的叙事结构，叙事手法的阐述，以期待诠释“木兰”是具有民族英雄情节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写照。古时的花木兰，有胆有识，但却又多了份脚踏实地的本分。现实中，我们都希望能做木兰这样的女子。男子也都希望能娶木兰这样的女子为妻，木兰可谓是文学史上完美女性的高峰之一．木兰超越于外物的美好品格，正体现了妇女追求美好品质和完美外表和内心的渴望．这个文学形象的塑造可谓给新时代的女性树立了榜样。将木兰推上了中国完美女性的里程碑。由此，形成了超越世俗、淡泊名利、心怀宽广的道家风度。     

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论十七年家族叙事创作的情感态度

当代作家在十七年家族叙事作品中表现出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既是文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作家叙事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合理性;但从审美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情感导致文学创作艺术视野与叙述视角的狭窄,对人性认识的片面,只揭示出人物阶级属性的两极剖面,相对忽视了对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情感既是敌我之间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家族情感无意识的积淀。     

多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历史特征

在试图还原一种多元化文学史观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估中，应该把发生在现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去审视、研究。这是因为现代文学具有多元化的历史特征：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促使少数民族产生并发展了成熟的现代作家文学；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又以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影响和丰富了现代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文学动物叙事的伦理视野

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源远流长，代有佳作，在社会伦理、宗教伦理、生态伦理三个维度上对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索。在社会伦理的维度上，它涵盖了西方的社会伦理探索的全部过程；在宗教伦理、生态伦理的维度上，它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人类的道德自我完善。西方文学的动物叙事成为人类德性之路的启示录。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嬗变与向度

生态女性主义提倡重树特有的"女性气质",反对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野蛮征服"和"粗暴超越"。女性文学的繁荣影响了女性一贯追随的解构主义,同时也使女性意识对自我进行不断的审视与质疑,从而使得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的土壤里得以迅速传播。研究西方现代文学中生态女性主义嬗变的过程,将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的艺术表现视野,更好地塑造更具艺术真实性的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如何可能

文学的理性精神应该从文学与大理性的相关性上作考虑,合理性是外于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包括文学具有深度思想的功能、文学写作过程需要被看护、文学具有向上超越的性质、文学提供乌托邦,为人类保留理想等要义。只有在这一个合法的范围之内进一步开掘,才可能切实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具体内涵,发现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规律性经验,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在跨越“断裂”与爆破历史中消解历史——1990年代文学史叙事自我解构的危机

1990年代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事存在着自我解构的危机。一方面文学史叙事通过对文学史“断裂”的弥合来完成一种对文学史总体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通过对新的文学对象的开掘，将历史爆破出来，从而承诺一种对历史真实的想象。然而前者将历史客观化，后者将历史主观化，都存在着消解历史的危机。既回到文学本身又回归历史的深度是超越这些悖论和危机之路。     

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兼论中国传统叙事手法

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领域被赞誉为中国的歌德,其历史剧的叙事具有文学与史学叙事相互结合的特色。这种叙事特色是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回归并对当前的历史剧创作具有现实典范价值。     

个人化叙事的公共身份考察

李胜清在《人文杂志》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真正的个人化叙事是一种与公共历史叙事保持着辨证关系的开放性叙事方式。它的个人化表征实际上关联着深刻的公共问题意识。具体来说，它的公共身份性质体现在三个层面，即个人主体的公共身份；个体叙事形式的公共原因；文学本身的公共领域性质。这三者共同规定了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性意义框架。     

复调叙事：文体结构与文学话语

复调叙事理论来自著名文论家巴赫金，巴氏复调叙事理论认为语言不是一种抽象的系统，它是一种附有意识形态的声音。这些声音相互作用则构成“复调”。因此，复调是一种“语言在各个社会阶层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的混合物。”每一种表达话语都被社会阶层语言影响，并独立地存在于艺术的对白之中。更进一步地，巴氏复调叙事理论还认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能彻底吸收这种复调多声性，这种复调多声性使得作品人物与作品受众保持相对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两者呈现出互为对话之关系。不仅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叙事理论也为小说艺术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航线，在众多批评家放弃对小说研究之时，巴氏对话理论对于揭示小说话语构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叙事节奏与叙事效果的达成——以莫泊桑的《项链》为例

有关叙事时间的研究一直是叙述学研究的重点论题之一。热奈特在《论叙述文的话语》中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例，详细论述了叙述时间的速度与节奏的问题，并提出了场景、休止、概略和省略四种速度模式，力求将叙述时间研究量化与科学化。随着有关叙事问题的研究的不断深化，这种科学性变得不再可靠。时间本身就是人类意识的表达，速度与节奏更不例外，何况是叙事文学的速度与节奏。莫泊桑《项链》中的叙事速度与节奏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叙事的欲望询唤及其超越：中国叙事传统对当代电影的意义

电影不只是意识形态生产机器，也是欲望生产机器。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感官文化生产方式，电影通过视听刺激来引发观众生物意义上的感官反应。这种被米莲姆·汉森称为“生物学硬接线”的感官反应可以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以欲望询唤为核心的感官刺激模式电影得以具有全球普适性，同时使叙事异化为欲望生产的工具。中国叙事传统强调叙事与伦理传统的密切关联性，强调对感官欲望满足的抑制、净化和升华，为电影叙事超越畸形的欲望询唤模式提供了可能。当代中国电影需要借助中国叙事传统对抗这种欲望生产的叙事逻辑和机制，克服叙事的异化，将个体询唤为道德主体而非欲望主体，回归电影的中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