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政府的专利，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交易原则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政府的“神话”，政策分析学派主张公共物品可以由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来供给。与多中心治理思想相呼应，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悄然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供给机制，三者之间的合作供给机制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寻租治理

公共物品供给中租金的产生源于政府无意创租、政府被动创租和政府主动创租三种类型。纯公共物品供给中寻租博弈的治理要靠合理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适当压缩政府的纯公共物品供给的范围;准公共物品供给中寻租博弈的治理可以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建立租金消散机制来实现。     

从建设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逻辑

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式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及服务,是我国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基本路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架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促供给"的逻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存在政府"划桨"行为过多、非政府主体力量过弱、重硬件轻软件等缺陷。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目标的提出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优化创新提供了契机。对此,应将治理逻辑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探索多渠道互补的供给路径,强化需求表达与回应、服务规划与配置、服务质量评价等配套机制建设。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物品供给——基于拓展第三部门供给作用的若干思考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是衡量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特性及其供给主体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在“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良性互动、多元供给框架下,充分、积极拓展第三部门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的若干思考。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政府处于全能型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并管理一切公共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纷杂的公共事务，全能型政府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找到了新的方向，即在处理一般性公共事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通过采取承包、谈判以及协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法治政府是较为理想的转变模式。     

刍议公共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决定了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公民参与公共治理面临着参与空间小、公民参与意识不足、制度供给不足等诸多方面的障碍。我们必须积极改变管制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加快政务公开步伐,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和彼此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民主化：公共管理的必由之路

由于社会性的公共事务种类繁多、内容广泛,必然要求公共管理方式、方法的多样化,仅由政府提供管理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必须实现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即管理的民主化。公共管理的民主化从以下几个途径得到实现: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控制的放松;第三部门承担起广泛的公共管理责任;政府的分权治理;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运行机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公共服务的方式与途径;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     

公共物品的多元化供给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认为 ,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 ,但这样的单一模式却导致了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 ,财政负担的加重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 ,探讨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是必要的。基于此 ,本文分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权威型供给、商业型供给和自主型供给模式     

公共管理视阈下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考察

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是两类不同的公共治理主体,两者都具有公共治理的权力。公共治理权力具有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平正义双重维度的效益。目前,在我国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实现和提升中存在着治理权力主体能力、权力结构及权力运行模式等诸多制约性因素和发展障碍。只有探究出相应的消解路径和对策,才能破解影响公共治理权力效益的困局,实现和提升公共治理权力效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要略——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治理,事关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和国家安全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当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呈现出新特征:舆情信息供给稳定,官方发布和移动端成为舆情走势主推力量与渠道;舆情演化模型与事件发展阶段、事物认识过程一致,舆情热点在多元主体之间互动以及网络与现实交互下有所分散;社会整体关注之余凸显“不对称”特征,以往同类事件被再度热议。相应的舆情治理要略包括:官方发布积极引导,正确处置化解危机;媒体报道保量增质,新媒体运用加强规制;秉持协同治理理念,掌握重点处置策略。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的公共卫生外交:成就、困难与进一步推进的路径

新冠疫情治理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公共卫生外交是促进各国进行公共卫生合作、建立疫情全球防线的关键举措。通过开展公共卫生外交,一方面,中国争取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满足了中国抗击国内新冠疫情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凭借丰硕的抗疫成果在全球树立了典范,通过对国际社会进行疫情通报、经验沟通、技术合作和医疗援助,推动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守护了全球疫情防线。同时也应注意到,国家层面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的不完善、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国博弈旧思维,以及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与能力的差异等问题对中国当前的公共卫生外交提出了挑战。对此,中国应尽快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战略,秉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大力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外交并积极贡献卫生公共产品,以巩固新冠疫情防控的全球战线。     

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角色与路径

卫生议题正处在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位置,其核心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变革,成为日益重要的引领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中国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元路径实现供给,国内与国际逻辑趋于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但在供给体制、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中国卫生外交需着眼于全球治理趋势,立足于自身实力与责任,通过提供更多全球卫生公共产品来推动全球卫生领域的良好治理,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文化引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北大核心SSCI

当今世界文化传播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持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自有文化,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文化治理的作用,将文化的思维贯穿于公共空间治理政策的方方面面,用文化促进城市发展转型中经济、生态、科学技术、人文历史等多方面资源的整合,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治理中形成“区域—城市—城区—社区”四个层面之间的整体与局部的协调,最终通过治理的顶层设计,对城市自身文化的挖掘、引导、运用和创新,促进城市完善自身核心定位,从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形象,优化城市居住环境,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是文化引领我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有效路径。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论公安机关数据治理体系的创新

当前,公安机关运用的各类数据相对分散,无法形成统一的资源汇聚接口,从而使各个部门在数据调用时存在壁垒,影响了警务工作的效率。传统的大数据治理存在诸如数据不可知、不可控、不可联等一系列弊端,无法满足大数据环境下所面临的多源数据整合和数据业务化需求。基于数据治理的定义,通过离线计算技术、流式计算技术、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可以构建起包括数据资产管理、数据资源目录、数据运维管理、智能化治理在内的科学数据治理体系,从而推动公安机关合理使用不断增长的信息数据,深挖海量数据背后的巨大价值,强有力地保证警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网络案件的破案效率,并为刑侦、经侦等警务部门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和破案手段。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当通过党建引领、经济激励和文化带动机制,使专业化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精准供给视阈下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及实现路径

在我国进入城乡统筹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是城乡社区融合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大数据情景下整体性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对国家智慧社区建设的积极回应。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以需求群体、需求设施、需求内容和需求质量等维度分析为基础,从创新精准供给理念、应用数据治理技术、完善需求识别机制和健全精准供给体系等方面建构实施路径,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工作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