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振兴及其法治保障

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天更蓝、水更绿、生态宜居"的顶层设计,其法律内涵包括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发展三方面内容;其核心是平衡多元价值。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污染源头多样、治理难度大,制度供给乏力以及治理方式单一。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以国家立法为基础,突出地方环境立法的补强功能,形成完善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其次,推动政府主导的单轨环境治理机制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双向互动治理机制转变;再次,发挥法治与德治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规范作用。     

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半包干制”及其限度

乡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和动力构成，是一项复杂的公共性治理事务。现实案例中，乡镇政府依据环境治理的特点，在将环境治理承包给企业的同时，主要通过偏控制型包干、嵌入式督办、常态化考核、约束性激励等“半包干制”运作机制，达到一定程度的行政控制，形成了双向激励与约束的互动式治理格局。研究发现，在特定阶段下，“半包干制”有益于实现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耦合功效，提升环境治理的质量与效率；但其在结构层面上，无法回避正式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内在张力和权力配置的平衡性问题。鉴于此，如何消弭其限度性内容，进一步发挥治理效用，将成为今后研究该议题的重要思考方向。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

在深化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加强与完善公众参与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环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重视不够等。充分认识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义,并提出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如保障公民环境权、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转变政府执政观念,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搭建平台;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等。     

元治理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复杂性困境的破局北大核心

新阶段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任务艰巨而复杂,治理主体需要运用更加复杂化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才能应对。从复杂性视角观察,现实中一些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突出困境是复杂性系统的“拼凑式”治理,其本质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和市场治理失灵的叠加。元治理作为一种治理理论,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适切性,能够有效解决治理理论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多元治理失灵问题。元治理理论赋予政府新的主体角色内涵,注重发挥政府重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对治理主体的组织、治理方式的规制和治理资源的整合来有效应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局面,进而提升整体治理效应。     

多元中心体系下的全球环境治理

环境问题的全球化要求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等众多主体组成的全新的治理模式。各行为主体在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各行为主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合作的。全球环境治理是一种合作互动性的多元中心治理模式。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理论涵盖村风文明、环境治理、经济发展,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固本之策。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具有独特历史发展脉络的民族聚居区,西部地区的乡村发展既与全国乡村振兴发展存在"共性",也具有自身发展的"个性"。研究好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共性+个性",对推进我国乡村振兴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环境治理的若干模式及其实践措施初探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与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发达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先后采取了环境行政、环境经济、环境立法、环境技术与环境教育等措施（或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主要污染的肆意蔓延，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环境质量。     

环境治理中草根动员的可能性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环境治理问题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在多元合作型治理的大趋势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不仅需要中央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更需要其他社会主体的合作与作为。当前,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大背景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不过已经加入了更多市场化的创新内容。但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张力、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欠缺以及环保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浅层性等问题仍然阻碍着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草根动员作为民众利益表达的一种形式,在有效扩大公众参与、促进多方合作方面体现出其积极作用,不失为我国转变环境治理模式、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     

县级政府角色定位的思考

县级政府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它处于城市与乡村的接合部,介于宏观于微观之间,地位非常特殊.其角色定位是否准确至关重要。过去几十年,我国县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     

发挥“两个委员”作用 做实乡村环境治理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近日,江苏省政府与生态环境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构建更加健全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保障。当前,一些乡村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部分乡村地区存     

让乡村更宜居更美丽——王丽影代表谈农村环境治理

<正>"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以垃圾、污水为重点加强环境治理,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环保问题和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生动阐述,让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金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丽影深有感触。"多年来,环保问题和农村环境一直是焦点话题,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和切身健康利益。不能要了金山银山,破坏了绿水青山。"王丽影说,当前,我国化肥、农药、农膜用量均为世界第一。各     

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法治思考

有效治理农村环境问题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法制治理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基本手段和必由之路。我国在农村环境法治上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无论在立法上或制度安排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面对日益恶化的农村环境问题．我国运用法律手段惩处了一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对遏制环境恶化、促进我国农村环保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但是农村环境法治工作面临着公众守法意识较差、农村环保执法不力及农村环境治理制度安排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农村环境治理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

市场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两个主要取向。市场化创新是在建立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环境治理之目的。市场化并不是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唯一选择。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质在于建立新的制度形态,使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形成更节约交易成本和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相形之下,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创新取向更值得加以关注。     

多元共治视角下我国环境治理体制重构探析

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政府、市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失灵,使得传统的环境监管体制陷入了无力的境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通过顶层设计、地方政府改革与社会创新,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正在重构,即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理念下,探索市场、协商、倡导和赋权等机制,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与价值。     

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多中心环境治理

政府与“治理”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失败,产生对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制度需求。这种以公民社会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复杂、多样、动态的制度安排为特征的环境控制系统,因适应了治理对象与治理本身的不确定性特点,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其制度构建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主要是一个与实际相符的,以公民社会自主提供的治理规则为核心的整体框架。基于这点,其实施路径必然是一个从局部向整体渐进扩散的过程。     

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五个地级市12345平台的数据分析

正一、问题提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逐渐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上问政平台已逐渐成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渠道与载体,     

协同治理：和谐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职能的转变

环境问题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公共性等特性以及改善环境状况的现实需要,对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协调和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地方政府转变环境保护职能和权力运行方式,运用治理理论的知识分析,完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机制。     

加拿大环境治理中的跨部门合作及其借鉴

跨部门合作是加拿大富有特色和成效的环境治理方式。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的实践与经验,主要体现在跨部门合作中的理事会机制、跨部门合作基于共识决策与尊重各方利益、以行政协议为依托、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跨部门合作等方面。我国借鉴加拿大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跨部门或跨地区环境合作机制,建立环境合作治理的机构,重视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发挥环境合作协议的激励约束功能。     

农民环境权与乡村环境善治

环境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农民环境权是农民维护环境权益的重要载体和依据。保障农民环境权、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建设生态宜居的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实现乡村环境善治的关键在于农民的广泛参与,落实农民环境权是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民环境权的缺失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乡村环境立法缺失、环境权内容不完善、农民环境权意识不足、环境维权渠道不畅通等。对此,要从宪法上明确环境权,从教育上宣扬农民环境权,从政策上体现农民环境权,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环境权,同时,还需要一系列的文化、组织、财政、税收、技术等配套措施的实施,推动农民环境权从理想走向实践。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