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与讨论

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图景在理论研究的导引下逐步清晰明朗。本文以宏观结构和微观视角相结合,以风险社会理论的创立者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相关理论为核心,以风险社会的架构体系、社会结构和运作逻辑为主线,旨在对风险社会相关概念予以追根溯源,对相关理论加以解读剖析,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梳理。     

领导转岗中的廉政风险及治理

权力运行始终隐藏着一定的廉政风险。当前,一些地方的领导转岗,使得廉政风险防控机制部分功能被弱化,为领导转岗廉政风险留下了空间。因此,廉政风险防治应当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要针对廉政风险管理中领导转岗行为进行制度建设,将具体的行为、制度、绩效、思想道德建设和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都纳入系统风险的控制中。     

“风险”视阈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析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是人类实践的常态现象。风险的双重性决定了和谐社会是一个风险与和谐并存的社会,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背景决定了和谐社会是在治理和化解风险中追求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能力治理风险的社会,是对诸多风险的积极回应,开辟了通向未来高度和谐的现实道路。     

将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嵌入行政决策

识别风险是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并行,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可以共存。各级政府需创新社会治理,积极作为,从决策初期就嵌入环境风险防控机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风险规避系列措施,政府生态治理的理想蓝图才能循序开展。环境风险可分为突发环境风险与累积环境风险,前者指突发事故排放或物质泄漏造成污染物瞬时大量排放影响环境质量的行为,后者指人类开发活动中潜在的对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具有长远影响的危害行为。     

科技伦理：风险社会治理的应对之策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在现代社会确立和倡导的科技伦理规范主要包括：加强科技人员的伦理责任意识,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社会伦理责任;正确处理伦理约束与科学研究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对话等。     

TRM视角的企业法律风险体系及其辨识研究

风险的价值性催生了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要求对其体系和辨识进行研究。法律风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因其不当行为或不利的法律环境而导致其行为目的不达、成本费用增加、人身财产损失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法律风险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其结构构成不同,不同的构成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法律风险辨识的方法主要有风险树模型、专家调查法和幕景分析法。     

底线思维与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北大核心CSSCI

社会稳定风险是当前我国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之一。目前,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实践工作仍主要停留在风险评估的单一维度。底线思维强调对待风险一方面要立足于最坏可能,与风险同行;另一方面要主动管理风险,争取最有利的局面。底线思维是指导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核心方法和思维方式,要求遵循"主动控制、关口前移、全程管理、坚守底线"的原则,提高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警惕,充分认识与风险同行的客观性和长期性;积极推动社会稳定风险全过程管理体系建设,系统提高防控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     

法伦理学视阈下基因编辑技术的挑战与应对

基因编辑技术作为现代生物医药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在给人类诸多不治之症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伦理观和法律观产生重大冲击。面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可以从法伦理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困境,如科技风险对于法伦理学基本原则:良知原则、人权原则、公平原则带来的挑战,并有针对性地给出法伦理学的应对建议,以期在技术发展与伦理法律传统之间保持动态均衡,实现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     

关于防范化解银行风险的研究

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发展必然为银行经营带来风险。本文主要针对构建完善市场银行体系,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风险控制网,调解企业改革与银行相关问题,规避企业破产甩债行为,为规避企业破产甩债以后局面必须启动社会系统工程等方面展开探讨。     

辅助生殖技术的刑法学审视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并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及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但是，现行的刑事制裁体系对于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却存在着严重的立法滞后和司法缺失。传统刑法既要运用合理解释对滥用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予以规制，更要考虑将此行为予以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