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政府在公益事业单位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当前 ,公益事业单位的改革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难点。政府必须按照“脱钩、放权、分类、搞活”的方针 ,借鉴已经取得成功的事业单位的改革经验 ,在公益事业单位改革中充当“组织者”、“规划者”、“管理者”、“调节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从“外延式“改革到“内涵式“改革——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点思路

本文从华容、顺德两地机构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中 ,认识到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要获得成功 ,必须从“外延式”改革转向“内涵式”改革。所谓“外延式”的改革就是就机构改革搞机构改革 ,简单地撤并机构 ,分流人员 ;而“内涵式”的改革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 ,在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 ,进行产权改革、社会保障机制改革、编制立法改革等一系列改革 ,在综合改革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难点的突破。     

改革如何过大关

我国改革正从外围改革向核心改革、从浅层化改革向“深水区改革”切换。在“深水区”,改革需要警惕“反改革”,更需警惕伪改革。伪改革不应是“改革失误免责”条例的保护对象。     

拼出改革发展新天地

新常态下,海宁全力推进“抢干快干落实年”活动,开展有效投资大比武,促进海宁平稳发展创新发展. 拼改革,解放思想再出发.深入推进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工业土地要素改革试点工作,围绕“精准”两字深化做实,同时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推进“多规合一”、农村“三权”、行政审批、综合执法等改革,形成有序改革的氛围.     

公安院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思考

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先后出现过“西安模式”、“上海模式”、“武汉模式”。公安院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根据自身实际 ,选取恰当的改革模式 ,切实做好资产的清理与界定     

供给侧“链式改革”

供给侧改革需要在改革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长期以来,条块分割体制下“条条”和“块块”各自出台改革措施,这种碎片化的改革模式阻碍了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系统性改革。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一般体现为某一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矛盾,当前供给侧存在的体制问题已经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改革应当摒弃“点式改革”思路,将不完全市场产业链改造为市场化产业链,即“链式改革”,这将有助于打破供给抑制、促进供给创新、化解供需矛盾。     

论“放管服”改革下的环境规制俘获及其防范北大核心CSSCI

“放管服”改革与环境规制俘获均关乎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监管与服务的平衡。在“放管服”改革中,政府通过推行互联网监管、开展信用监管与减少审批事项等措施分别使俘获前提弱化、俘获成本增加、俘获收益减少,对既有样态的环境规制俘获发挥了正向防范效能。然而,环境规制俘获在“放管服”改革下从既有样态向滋生样态的演化,业已显露出俘获类型由“俘获规则执行”转向“俘获规则制定”、俘获结构由“单层俘获”繁化出“分层俘获”等实践隐忧,亟需从“政策推进”向“法治引领”的范式转换、从“地方依赖”到“央地协同”的规范创制两方面着手,对“放管服”改革下滋生样态的环境规制俘获予以针对性防范,以期促进环境保护领域“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共享式改革”：中国改革的新信号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民共享改革成果”,这一理念被一些学者和媒体表述为“共享式改革”。“共享式改革”的特征就是全民参与,并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分享改革成果。从20多年的改革实践看,中国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全民主导改革,而是由权力部门主导改革,社会精英影响改革。“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     

以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促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省委书记易炼红在2023年“新春第一会”上提出,将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作为“一号改革工程”。长期以来,柯桥区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大力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数字化改革,纵深推进营商环境“10+N”便利化行动。     

“反思改革”论争激烈 高层强调“改革不可动摇”

一场关于改革的“反思”论争去年以来在中国民间自发产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媒体将它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论争”。一些经济界、理论界重量级人物先后程度不同地卷入其中，围绕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批“非主流”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网民与官方身份的“主流”专家学者，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反思改革”所涉及的深度、广度以及论争的激烈程度为近年所罕见。“非主流”阵营强烈质疑部分改革已被利益集团“扭曲”，有必要“反思改革”；“主流”阵营则强调不能“否定改革”，争论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人才”集体户: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以北京市为例

实践表明,特大城市在落实、探索“户籍新政”、创新“户籍增量”等方面并不给力.为此,特大城市在注重创新“户籍新政”实现路径的同时,清理、解决“户籍存量”应早日提上议程,采取“增量创新、存量优先”的策略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本文以北京为例,在分析北京户籍供给模式类型基础上,认为“人才”集体户这一“户籍存量”应优先改革,并剖析其存在问题与成因,进而提出改革方略.     

强化约束机制 规范改革行为

当前,改革的艰巨性、风险性大大增强;改革的聚焦点也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关注改革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各种利益群体都试图影响改革进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改革所应产生的正面效应要求越来越高,而对改革中出现失误的容忍度、承受力则有所下降。为保障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好地消除改革“口号”化、“随意”化以及“私利”化等影响改革声誉的现象,必须建立有效的改革约束机制。     

中国发展的新思路与新模式——关于新一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分析

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能“恰到好处”地总结全党的智慧,科学地提出“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理论,它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又是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化和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新思路和新模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与“论”,它的实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改革开放路线在新世纪的深化和发展,是一种新的“改革观”、“改革论”。     

改革中职工“相悖心理”的对策

企业改革中,职工群众容易产生一种“相悖心理”,这是一种既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认识和态度。如有的职工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承担改革的风险等,因此,这种“相悖心理”既起着障碍改革的消极作用,但也反映职工群众要求改革、呼唤改革。我们应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职工群众拥护和投身改革方面的“正效应”因素逐步强化,怀疑改革方面的“负效应”因素逐步弱化。     

三言两语

和谐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是让人“换饭碗”,而不是让人“丢饭碗”;改革是人才流动,而不是人才流失。我们不能简单地让职工下岗、搞财政“断奶”,不能一卖了之、一推了之。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中促进改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可以有机统一的。不能把改革当成“扔包袱”,变成“翻烧饼”。——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罗保铭说。     

替代型改革战略安排下的中国改革模式

本文首先概括了中国替代型改革战略的六种替代模式,提出并分析了替代型改革战略推进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四种机制,同时指出了替代型改革战略对推进渐进式改革模式的局限性。提出“后改革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改革任务是消化掉“体制硬核”问题,进行改革战略的转换,实行不同于“替代型改革战略”的、能够适合改革攻坚任务的新的改革战略。     

应发扬“三牛”精神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需要大力发扬“三牛”精神,即勇于改革的“拓荒牛”、服务群众的“孺子牛”、勤恳工作的“老黄牛”精神。 当前,我国的改革处在攻坚阶段。改革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在这种新形势下,更要发扬?拓荒牛”、“孺子牛”、“老黄牛”精神,去实践“三个代表”理论,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疏通关系,增进党和政府     

中国改革呈现四大变化

我国改革已经面临着一个新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到“架桥铺路”的改革当初,中国的改革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这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智大慧。中国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改革只能始于“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着石头过河”毕竟是一种试错性的改革,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使人们对改革的最终结果缺乏充分的把握,改革也容易出现整体上的不协调。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还是坚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来看待改革,那就有可能使改革再出现…     

新时期改革小说创作发展观察

新时期文学具有主题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的特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等各具独特,而改革小说可谓是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文学品种。总的来说,改革小说呈现出三种形态,即80年代前期的“理想型”、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现实型”,90年代后期的“现实+理想型”,这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前进历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改革文学应运而生。1979年《人民文学》第7期推出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 ,被视为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之后,《开拓…     

社会自治组织产生的法律分析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进入“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政府作为改革的先锋,既是倡导和组织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运动的主体,同时,其本身也因政府财政赤字、管理合法性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而无可回避地成为改革的首要目标。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是一场“重塑政府”(ReinentingGovernment)、“再造公共部门”(ReingineeringthePublicSector)的“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运动”。这场运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