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司法实践中,众多刑事被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赔偿,其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故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非常必要,其是我国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充分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有像宪法、国际条约的法律依据,还有理论依据。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众说纷纭,其中具有影响力的有均衡保障刑事人权说、国家责任说和命运说等四种学说。将侵权责任法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引进国家责任说,才能使该学说更加完善,并以此论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的合理性。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研究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当今犯罪成为公害而无法扼制时,各国进行立法层面改革的一大趋势。它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国家补偿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被害人如果得不到犯罪人赔偿或赔偿不足,其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刑事诉讼的目的也就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对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公诉案件中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目前仍没有确立。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有效做法,建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专项基金,在公诉案件中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危险驾驶被害人的补偿研究

本文以危险驾驶被害人为视角,讨论被害人可能获得救济的三种基本理论,并提出三条救济路径:加害人赔偿、国家补偿、社会救助。这三条路径有先后主次之分,应建立健全以加害人赔偿为主、国家补偿为辅、社会救助为补充的综合救济机制。由于加害人赔偿的能力有限、国家补偿的责任有限、社会救助的道义有限,在加害人无力赔偿被害人损失时,对被害人实施国家补偿和社会救助,以确保被害人的救助工作落到实处。     

刑事被害人求偿制度变革的伦理分析与立法展望

法律规范总是随着制度正义观的嬗进而嬗进。刑事被害人求偿制度的变革概莫能外地表征矫正正义的进化:从报应性正义走向修复性正义。报应性正义驱使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弊端重重。修复性正义的勃兴使得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悄然诞生。我国应确立全国性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彻底代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尽快制定单行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     

和谐社会语境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有其价值基础,也有其理论依据。对符合条件的被害人给予适当的国家补偿,既是国家的义务,也是平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同时,有利于消除被害人对社会的对抗情绪,防止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构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坚持及时、公开、补充原则;补偿对象限于受到犯罪侵害的自然人,不包括单位受害人;补偿裁决机构设置在法院内部,有利于及时准确地决定补偿事宜;补偿资金以国家财政拨款和罪犯缴纳的罚金为主,以其他来源为补充;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以心理治疗等方式为补充。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

文章针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立法空白,分析了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当刑事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实际赔偿时,国家补偿便成为一种重要的救济途径。文章进而探讨了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并提出了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具体构想。     

谈被害人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研究被害人和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是对犯罪学多元化研究的有效补充。文章主要介绍了被害人的含义和三种类型,同时具体介绍了西方国家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过程。目前国际流行及认可的保护被害人权利的两种重要措施:补偿制度和援助制度。它也为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提出了几项可行性方案。     

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探析

国外已形成了被告人赔偿和国家补偿相结合的对刑事被害人救济的制度体系,且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已在一些地区开展了对刑事被害人的行政救济、社会捐助和司法救助。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从严格补偿对象,明确补偿范围,设立国家补偿基金,规范补偿程序等方面建构。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本土化构造

刑事侵害补偿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健全、完备的表现。现阶段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障状况仍不容乐观。我们应立足国情,从确定补偿机构、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程序和补偿资金来源入手,构建中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坚持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一国两制”的时代逻辑与哲学论域

哲学的特质决定了其对现实世界分析的深刻底蕴，即历史的客观性与规律的概括性。对一国两制道路的认识与评价，必须从国情与时代的演进中来探寻发展的逻辑，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适应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当代论域。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基础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同是规范特许人(国家公园管理局)与特许经营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本质上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可被拆分为双阶理论下的“行政行为+民事合同”,即在订立阶段为行政行为,在履行和解除阶段为民事合同。为实现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的功能,保护特许经营权人利益和参与特许经营竞争者利益,应明确合同的必要内容、采用竞争性缔约方式、签订书面合同并对特许经营权进行登记。由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权具有专属性,合同义务只能由特许经营权人自己履行并应注意保护园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基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同的基本性质与制度功能,原则上不适用《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不具有溯及力,不发生恢复原状义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代价值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大重要理论创新。正确解读、全面领会其基本内涵，需要科学分析其基本内容的辩证关系，深入探究其建设的当代价值。该思想体系是当今时代的需要、社会制度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生命之魂，它对社会多元诉求具有强大的整合力；是新形势下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保证、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互动发展的助推工程——对贵州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思考

在实现民族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防止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遗失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在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中,民族文化从多方面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又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依据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相互关系原理,贵州省实施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实践表明,这一活动是一项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互动发展的助推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保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可选道路。     

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价值基准

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公共性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内在本质。在社会建设中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仅能够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水平,而且能够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应以补偿性公正原则妥善解决弱势群体在生存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应以人性化和柔性化的姿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中心环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一人公司制度的产生和立法初探

世界各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均给予承认。2005年以前我国法律不承认一人公司。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新《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贵任公司形式。本文通过对各国一人公司的立法研究，初步探讨了一人公司性质、特征、沿革，社会发展趋势，并对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进行分析，主张立法对一人公司予以肯定性同时，必须对一人公司进行严格规制。     

Xi Jinping’s ‘Big Power Diplomacy’ and China’s Central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CNSC)

The current Chinese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suffers from problems of inefficiency, a lack of coordin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accountability of decision makers. China’s newly established Central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CNSC) is designed to build a strong platform to coordinate national security work and to strengthen unified leadership of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central leve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NSC’s foreign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es. It argu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NSC must be viewed in light of China’s growing power and Xi’s aspiration to play ‘big power diplomacy’ in world affairs as well as his ambition for overall institutional reforms of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in China.     

基于文化安全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以陕北为例

文化安全问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并逐渐上升到影响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列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之所以出现"安全"问题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双刃剑"效应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行为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保护和传承好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论文以陕北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为例,通过对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蕴藏及其保护状况阐述,分析当前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力图提出有效措施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而加强我国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失信联合惩戒的地方立法实践及反思

作为一种核心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能,对于营造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意义重大。实证分析显示,囿于全国性法律的暂时缺失,地方立法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出现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本身的规制缺位、失信行为的种类划分标准参差不齐、失信主体的救济措施缺失以及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互异等现实难题。对此,应当以合法原则、后果与行为相当、必要限度以及责任自负为基本遵循,通过明确区分标准,将失信行为分门别类,完善立法设计,建立失信主体救济机制以及加强法律控制,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推进社会信用法律出台,构建统一的失信联合惩戒体系等举措,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