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课题调查报告

<正>"治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在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新概念。它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Governance,翻译成"治理"。国家治理,是相对国家政治基本制度安排而言,主要指国家在基本权力安排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合法、顺畅、高效与得到社会认同的问题。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国家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多元共治激发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与市场结构体系的活力,并且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以便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学术前沿

<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许耀桐刘祺在《理论探索》2014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由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大致经历了管制(传统行政)—管理(新公共管理)—治理(治理现代化)三种状态;我国的国家治理必须立足于国情、政情、社情,     

图书馆治理的三维视角:国家、社会与读者

图书馆治理是与传统的管理相区别的,不再是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结合运行,不是权利的集中,而是权力的分散,提倡平等协商,反对一元化管理和控制。构建一个国家主导、社会组织和读者参与的多元化图书馆治理体系,以达到最优化实现提供图书信息服务的目标。     

分布式治理: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权力逻辑与治理样态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社会治理创新向纵深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各类信息技术向治理领域广泛渗透,导致权力实践变为一个需要经由“技术”这一中介机制加以理性化的过程。采用权力政治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作为独特的权力主体,技术在基层治理权力结构中承担的中介作用,进而总结了“分布式治理”概念,发现有机接合技术重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样态,即以控制为核心的政治职能和以技术行政为核心的治理职能。从“任务情境”“主体间性”和“技术作用”三个维度呈现了分布式治理有别于传统集权式治理、分权式治理的组织学特征。这些特征使分布式治理能够融合“技术-主体-权力”多重治理要素,并在复杂性任务情境中助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奏响乡村治理变革新号角

正乡镇处在直面广大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前沿位置,代表国家直接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维护公共秩序,开展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反映民众诉求,吸纳政治参与,进而构造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前推动农村综合性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乡镇治理能力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战略意义。然而,乡镇治理也面临着我国传统政治治理结构所造成结构性困局和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     

舒缓压力 服务农村——关于乡镇政权工作的思考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序列的最末梢,上接国家而下联农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受到国家和乡村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农村改革过程中,乡镇政权工作压力弥重:——权利弱化,功能不齐。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具有完备的政府功能,特别是由于自身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导致缺乏相应的施政能力,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地表现为“职权小,能力弱”。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各部门的政策制订者发起自上至下的收权运动,使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农村,致使乡镇的权力越…     

完善机制体制是加强乡镇人大工作的关键

<正>乡镇人大是农村基层国家权力机关,是农村广大群众参与地方国家事务管理、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有效形式,也是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基本载体。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乡镇人大机制体制,依法履行职权,才能使乡镇人大不被"边缘化"。近二十年来,在一次次机构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中,乡镇人大从人大主席团变更成乡镇人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做实”乡镇人大 破解“边缘化”困境

<正>2014年5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赴浙江省调研乡镇人大工作,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人大作为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这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加强人大系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

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分析框架内,二十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村社会精英的关系出现了持续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在权力渗透、资源汲取和现代乡村建设中,国家选择与权绅(即营利性经纪人)和专业知识分子等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建立严密控制农村社会的行政官僚体系、资源提取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中,国家选择以贫下中农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新型精英作为国家的神经末梢来治理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的建构和现实控制农村社会与吸纳农村资源的行政逻辑的矛盾中,乡镇根据对两者的理解不同,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伙治理乡村社会;后税费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选择"富人"来合作治理乡村。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总是根据基层政权建设的变化来选择与不同的农村精英合作治理农村社会。     

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

乡土社会与工商社会中国乡土社会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通过设立基层人民法院并在乡镇一级设立派出法庭 ,是将国家权力通过司法延伸到乡土社会进而维护国家统一秩序的一次重要努力。换句话说 ,乡土社会的司法乃是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 ,基层法院及其在乡镇的派出法庭便成为中国司法权力的神经末梢。这种特定的权力运作模式和行动空间 ,决定了中国基层法院司法行为的独特逻辑。通过比较中国乡土社会和城市工商社会的基本特征 ,便能大致透视出中国基层法院所面对的特殊的时空背景。乡土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际流动缓慢 ,多…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法治既应是人们理性建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时又当是人们实然社会生活中信奉遵守的规则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厚传统人伦文化和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在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向中,国家政治权力与公民合法权利的相互博弈整合,要求"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此图景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必然内涵有对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习惯规则的国家法治化归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不断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

<正>不断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既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人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人大作为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整个国家政权的基础,乡镇人大活跃在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最能及时了解、发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最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意见建议。     

乡镇人大监督待激活

正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基层民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制度平台,是基层民众有序、理性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是政情和民意之间最直接的桥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及其调适

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体权利、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是最基本的层次。传统体制下,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挤压;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权力不断扩张,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要使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保持和谐,就是要在国家权力的制导下,通过社会自治权力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本质相一致,实现国家权力向个体权利回归。     

夯实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根基

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赴浙江就乡镇人大工作进行调研。在调研期间,张德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人大作为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基层治理的规模约束——以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为例

在将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宏观制度作为相对恒定的外生变量前提下,治理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影响治理绩效的两个核心变量。浙江省乡镇撤并改革后基层治理困境及其原因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自然维度还是职能维度来看,规模的不合理扩张都会对治理的绩效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提升主体的治理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这种负面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既要通过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确保将乡镇规模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更要以规模调整为契机推动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转型升级,从职能转变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提高基层治理的绩效水平。     

为有源头活水来

前不久，张德江委员长在浙江就乡镇人大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乡镇人大作为基层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