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有效辩护的实现

有效辩护的构成应当包括辩护人的参与、辩护人提供认真、专业、合理且尽职的辩护行为,以及辩护行为能够达到一定的诉讼效果。关于有效辩护的评价标准,欧洲采取的是正向构建模式,美国采取的是无效辩护否定模式。我国引入了有效辩护的理念,但由于有效辩护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较大,有效辩护的现状并不乐观。从典型案例来看,有效辩护中常见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要点,对今后有效辩护的开展有指导作用。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发挥律师刑事辩护的积极作用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应然要求和实然需求。为充分发挥有效辩护的作用,应树立有效辩护的理念、提高有效辩护的能力、设立相应的惩戒机制、提升律师执业水平。     

论我国有效辩护制度之构建

在对抗制国家刑事诉讼体系中,代表被追诉人的辩护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辩护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刑事案件最终的实体结果。因此以有效辩护理论为基础而构建起的制度体系是刑事辩护律师实现有效辩护的保障。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突出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如何尽快提高辩护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的辩护就愈显重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现实阻碍与优化路径

2018年立法机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可依法从宽处理。控辩双方实现由激烈对抗向合作的转变,诉讼效率显著提高。然而,当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中律师开展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值班律师定位不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效果不佳。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正:一是推进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赋予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同等辩护权利;二是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三是构建"有效辩护"机制,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浅析我国指定辩护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指定辩护是指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在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为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协助被告人进行辩护。它在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于实现实质上的控辩平衡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容辩驳的意义。分析指定辩护制度的基本理论,揭露其在实践方面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有助于这一制度实现其应有的诉讼价值。     

程序性辩护对侦查行为的影响与规制

程序性辩护是指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侦控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为抗辩事由,请求法官裁定特定行为程序违法,并对程序违法行为实施惩罚与制裁,以维护程序正义的新型辩护形态.程序性辩护的日益多见,对刑事侦查程序制度改革有着深度的影响,为侦查权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提出了思考并进行了初步、务实的探索.同时,程序性辩护的兴起也对侦查行为的规范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侦查机关恪守程序规范,严谨侦查取证行为.     

浅析程序性辩护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辩护",与实体性辩护不同,程序性辩护并不是从消极防御的角度所进行的答辩活动,而是积极地将侦查、检察或审判行为的合法性诉诸司法裁判程序的诉讼活动。这种作为诉权行使方式的程序性辩护在诉讼中发挥重要功能。程序辩护的诉讼功能在我国没有得到真正发挥,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辩护名存实亡,加强程序辩护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     

麻城检察院试水指定刑事辩护法律援助

正"感谢检察机关通知法援机构指派律师为我辩护。"5月13日,麻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依据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向市法律援助中心发出了法律援助通知辩护函,要求为犯罪嫌疑人袁某(未成年人)指派律师进行辩护。该市法律援助中心迅速为其指定了辩护律师,袁某深受感动。这是该院首次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人。     

从国际标准角度看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现状及其改进

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与国际标准相比 ,在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协商交流权、法律援助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为使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与国际标准进一步协调 ,必须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确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 ,强化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 ,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 ,保障辩护律师与被追诉人的协商权 ,完善律师的知情权和调查取证权。     

公设辩护人制度之提倡

刑事被追诉人获得有效的辩护,是国家对公民平等保护的责任体现,也是实现程序公正和刑事审判价值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的援助辩护制度在司法理念和实际操作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平等保障.现有援助辩护制度的这些内在缺陷和漏洞,通过改良手段已无济于事.以当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基础,构建中国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是破解当前刑事案件援助辩护实际困境的最佳途径.     

律师辩护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调节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司法文明。针对现阶段社会不和谐因素与律师辩护的关系,应从制度层面完善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侦查阶段,奠定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法律地位,赋予律师应有的权利;审查起诉阶段,完善证据制度,确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推行辩诉交易,扩大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审判阶段在过程中提高效率,并通过落实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化解社会矛盾;执行阶段,建立律师为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促进罪犯改造和有效回归社会,减少再犯罪;取消《刑法》第306条,构建和谐的控辩关系,将有效的律师辩护落到实处。     

思维创新与搞活经济的思考

思维模式对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这是理论学术探讨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无产阶级从不放弃理论逻辑思维。正确的理论是使实践活动少走弯路的指南；而思维的正确与否，也是使实践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方面。传统的思维模式不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它与经济发展的预期不相一致。比如说，人们习惯于片断思维，有的同志习惯于机械思考，显得古板而不具灵活性，这对经济的系统发展不利。又如，有的人喜欢用静态思考方法去观察人和事及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这就不利于经济事业的动态式发展。还如，用顺向思维模式…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

律师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基于确保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真实性、自愿性与合法性的考量,旨在防止没有罪的人虚假认罪、保证有罪的人出于真实意志自愿认罪认罚,以及在最大限度内协助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而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量刑上的从宽。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在立法上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设了值班律师制度,强调签署具结书时应有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然而律师参与能否确保达到被追诉人明知、明智且自愿认罪认罚的辩护效果尚有待观察。消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效辩护障碍的关键在于,赋予值班律师基础辩护权利并明确辩护律师相关辩护责任。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 (刑事诉讼法 )生死的核心点 ,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1] 。因此 ,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2 ]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 ,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 :“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     

所与论的逻辑嬗变历程及其理论评析

所与论是一种为解决知识辩护的结构问题而提出的与融贯论相对应的理论形态。石里克、刘易斯、罗素等人从自身的理论旨趣出发阐述了所与论的基本内涵,指出了所与的直接性和非概念化特征,并论证了经验所与在知识辩护过程中的认识论优势;塞拉斯批判了所与在确证知识过程中存在的学理困境,认为非概念的所与无法进入辩护知识所属的理由的逻辑空间;麦克道尔赞同塞拉斯的立场,但揭示出所与论在保持世界与知识的逻辑关联中做出的理论贡献。     

侦查思维的认知结构与推进模式

侦查思维是侦查主体在有效且合理的描述和解释现象或证据事实时,所运用的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推理形式。戴维·奥伊洛特关于认知拱的哲学隐喻,提供了描述侦查活动对某一事实或情况认知过程的思维图景。"认知拱"描述了侦查思维的基本结构,这个由上下两段构成的简单结构蕴含了侦查思维形成与推进的关键要素。在该结构的最前端,"先前观察或掌握的证据E"提供了产生相关解释或假设的信息基础;对"真相"的定义,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发现"其的立场,形成了该结构的"理性核心";而对所有可能解释的甄别筛选则体现了侦查思维的内在互动机制。"认知拱"所呈现的对因子事实的认知只是思维活动的一个瞬间,在实际的侦查思维推进中,认识过程是不断的在先前假设的指引下,探索未知事实的过程,表现为多个"认知拱"前后衔接形成的"认知链"。这一链条在修正模式下,趋向对客观实际的符合。"认知拱"以其结构优势和理性基础描述了侦查思维在推进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准确性保障和对错误风险的合理分配机制。     

语言学视野下中西医原创思维模式对比研究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未有定论。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但近现代以来,随着西医的进入,中医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了。近年来,国内中西医论争越显激烈。之所以存在这一现象,需要我们对一些根源性的问题进行思考。中西医的思维模式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由于语言与思维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不同的语言结构隐藏着不同的概念系统,因此,从语言学的视角探索中西医思维模式的差异,则具有溯本求源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西医思维模式和治疗理念的来源,消除人们对中西医的偏见,而且对实现"中西医结合"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语言学的视角探索中西医的思维模式,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结构与相应的思维模式是如何相互照应的,从而为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等观点提供重要的对比语言学方面的依据,而且能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提供重要的论据。     

民事法律适用中的思维模式再构造

传统大陆法系法官所奉行的演绎推理下的三段论思维模式面对简单案件是有效的,但是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由于三段论推理所要求的逻辑严密性,普适性的法律规则难以保证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的"真理性",因此需要对三段论的思维模式进行改造,在法律适用中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互动中,推动法律适用的进程,从而保证判决的公正性.     

专业化辩护应以全面分析与论证案情为基础 ——以于欢案为例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律师的专业化辩护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实践中看,只有建立在全面分析与论证案情基础上的专业化辩护,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从于欢案的辩护过程看,虽然这一案件的辩护意见仍有补充、完善的可能,但从这一个案也能折射出,全面分析和论证案情对专业化辩护具有的重大意义。     

中国文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从汉字为象形文字,已可说明中国传统类比性思维模式的出现并非偶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沒有发展出形式逻辑,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中完全没有逻辑思维,其主流乃是一种类比逻辑。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辩护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尽管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日渐萎缩,极大地制约了辩护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当按照有效辩护原则的要求,从立法上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律师充分参与刑事诉讼进程,实现有效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