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之路

庆祝建党85周年之际,也是我入党30周年之时,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我的父亲、母亲、姐姐还有我都是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孩提时代,父亲总是出差下乡,为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母亲放弃了自己的优越工作,含辛茹苦教育我们姐妹三人成长。     

我的母亲──张澜夫人刘慧征

我的母亲刘慧征,生于1895年,卒于1985年。她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我父亲张澜先生是辛亥革命保路运动和四川反袁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个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民主人士。母亲19岁与父亲结婚。在父亲的影响之下,母亲的命运也与中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我的外祖父是解元,1902年被清政府选送留日,次年病死,那时母亲8岁,因家境贫困,靠外祖母纺纱、织布、刺绣度日。母亲识字不多,但能背诵很多诗词与文章。辛亥革命后,父亲历任川北宣慰使、国会议员、嘉陵道尹、四川省长,为官8年,廉洁奉公。母亲则在乡下放牛割草,下种收粮,克勤…     

母亲放心了

仲夏的一天,我从祖国的北京,来到香港.我和居住在台湾的母亲相约在那里见面. 我本来也生在台湾.当我六岁的时候,父亲为了谋求职业,和母亲一起带着我来到大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参加了工作,第二年,父母又迁回台湾.我已是五十五岁的人,可是我和母亲分离却已有三十七年了. 一九八○年初,我头一次得到了在台湾的亲人的消息:父亲已经过世,母亲仍健在,五个妹妹均已成家;还有一个弟弟是母亲到台湾后生的.七十多岁的老母知道我还活在世上,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但母亲总担心我在大陆穷困,难以度日.老人家通过亲戚带来的头一个口信便是:“实在不好过的话,就想办法出来吧!”母亲     

陈志翱,被遗忘的旧海军高级教官

我的父亲陈志翱,别名绍唐, 1883年生于莆田南日岛云万村。1942年元旦病逝福建永安。享年59岁,遗骸后迁葬于故乡南日岛祖坟中。贫寒家境,勤奋好学。先父6岁父亲去世。母亲经人     

我的父亲马季

我父亲马季,原名马树槐,1933年生于北京,35岁和我母亲结婚,1968年底我出生在哈尔滨。生我时父亲正在挨斗,母亲只能回姥姥家去生我。我60天时,被母亲用十几层毡毯被褥包着到了北京。父亲乍见之下,惊为庞然大物。后来剥茧抽丝,层层破译,图穷匕见时,他对我的第一句评价是:“怎么     

乡情处处 至醇至纯——随“常州同心文化交流团”赴台访问散记

台中雾峰乡，是我如诗如画的“外婆家”。我母亲李慧英在此出生、成长，并与受委派去到台湾工作的父亲相识相恋，1948年初随父亲回大陆。对我而言，从小“外婆家”只是个梦，直至1988年，我姨妈一家来常州看望我们，我母亲也随之实现了重返故乡的夙愿。后来，我多次因公因私到台湾，台湾的山山水水早已不陌生，与台湾的亲朋好友更是彼此牵挂。     

回忆我的母亲黄杰

2009年11月16日是母亲黄杰的百岁诞辰，在父亲徐向前1990年辞世之后的第17年，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亲爱的母亲虽然已经走了两年多，但是她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睡梦里，许多往事异常清晰地铭刻在记忆中。     

绣花

模糊中,我看到地上的雪花像母亲绣的莲花、牡丹花还有一对鸳鸯,鸳鸯的两眼红红的,在流泪……母亲来到我家对我说：＂你让小保姆帮我缝一下裤子吧,我眼睛看不见了。＂母亲今年76岁,眼早就花了。母亲年轻时眼力很好,那时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     

女“公关策划师”为求完美爱情梦断高墙

痴迷，造就了同学眼中的“美女公关策划师” 1968年7月，我出生在上海市一个普通的教授家庭。父亲是湖南长沙人，母亲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那时，父亲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医院工作，母亲是上海一家科研院校的教授，所以自我记事的那天起，父母就长期分居，全家人一年也难得聚上几次。     

子女工作后,家庭还能享受低保吗?

编辑老师:您好。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因公伤去世,母亲也没有像样的工作。家里一直享受低保。今年下半年,18岁的我刚刚在北京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弟弟在老家山东也找到了工作,都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那么我母亲是不是就不能再享受低保了?     

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康生早年就认识江青？传说江青的母亲李栾氏曾给康生家当过佣人，就在那时，康生认识了江青。汀青的母亲是否给康生家当过佣人无从考证。即使当过，那也是江青五六岁的时候。1972年夏天，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时（当时我在场）说：“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我父亲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亲，母亲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带着我离开了家门。”“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学。”“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的姓孙的地主收留了我们俩。不久．母亲又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品读父亲(散文)

几天前我过生日,父亲打来电话祝我生日快乐。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竟然像母亲那样在电话那端絮叨了半天。末了,母亲拿过电话对我说,周日就是你父亲六十岁生日了,家里准备给他操办一下,如果不忙的话,你就回一趟家,让父亲高兴高兴。     

父亲山

对于有儿有女的家庭来说,父亲和母亲都不可缺少,他们是领头羊,左右着这一个张着大嘴的家庭。我很早就夭折了父亲。我的兄弟们就时时叫我的母亲头痛万分。父亲是重要的,父亲是一座山。厚重的山。 我的父亲何忠俊,是1972年的一个黑夜里离开我们的,他那时正当年,刚好37岁。 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然而,对于父亲,我们仍然记忆犹新。 父亲是一位慈祥和沉默并具的     

母亲和她的事业——一位女公安局长的故事

母亲生我时已是３２岁“高龄”，因大出血昏迷了两天两夜。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逃过那一劫的。父亲告诉我，有很多藏民捋起他们宽大的衣袖，为母亲献过血。我后来想，母亲几十年来视工作如生命，大概与此有关。杨学琼，女，四川省大邑县公安局局长，曾先后荣获中国警界女十...     

成长的足迹

这些年来,每当我回首来路时,总会看到那一串歪歪扭扭,深浅不一的足迹,但是无论怎样,这行足迹是始终向前的。1971年农历正月初一深夜,我用响亮的哭声宣告了自己的诞生。之后,父亲到天津去工作,母亲产假期满也要去上班。于是,把4岁的姐姐交给人家代为抚养,而把我抱给了慈祥的祖母。有一天,寒风凛例,我受寒发烧,体温升到40℃。母亲闻讯回家,把我送到卫生院。可是,由于用药不当,使我听力急剧下降,最后什么都听不到了。母亲心急如焚,带我到上海五官科医院治疗无效,从此双耳失聪。这年,我只有两岁半。母亲和远在天津的父亲含着泪水为我四处奔走,想方设法,都无济于事。7岁时,邻居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而我只有眼巴巴地在一旁     

回忆我的母亲——郑立真

我的母亲——郑立真,约生于1897年,广东惠阳淡水人,毕业于广州图强助产学校。母亲出生于旧中国传统的农民家庭,靠媒妁之言与父亲(邓演达)结为伉俪。婚后,父亲依然追随孙中山革命,母亲则留在家中,与伯父母同住,边侍候祖父母,尽守妇道,边继续发奋学习文化,因为父亲常鼓励母亲要勤奋学习、自强、自立,树立为人群、为社会造福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大革命前,母亲考上并毕业于广州图强助产学校。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父亲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伐期间,父亲不仅领导总政治部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担任北伐前锋的第四军的军事指挥,…     

父亲的纪念章

父亲叫刘本祥,在部队时叫刘炳祥.在国民党的军官档案里,应该可以查到我父亲的名字.父亲生于1909年,如果活到现在应是106岁.要是父亲还活着就好了,他有可能会领到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我写过一篇《母亲的奖章》,记述的是母亲当县里劳动模范的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该写一写父亲的纪念章了.父亲是一位抗战老兵.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的子女不提起他,恐怕没人会记得我们的父亲了. 以前,我从没想过要写父亲.父亲1960年去世时,我还不满9周岁.父亲生前,我跟他没什么交流,父亲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父子年龄差距较大,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父亲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儿.     

天堂里可有大学

<正>在我3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捱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两岁,母亲从此没再嫁。6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     

大写的人——怀念父亲苏子蘅（之二）

1941年，父母亲带着两岁的我，从故乡台湾来到日本人侵占下的北平，1946年初撤离北平。我们的三口之家，父亲苏子蘅，母亲甘端钗，还有我——小民生。在北平生活了将近五年。那时民生太小不懂事，这里所写的，很多是从长辈的谈论和文章中了解到的事情。     

爱国爱乡 无愧无悔(上)

我于1927年的农历8月3O日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彰化西门町,本名郑鸿池.在我十岁前的童年里,只记得有个坐在缝纫机前日夜操劳的母亲,从未见到过父亲.母亲经常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姐弟三人:你们的老爸因为参加什么文化协会(注: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爱国团体),“日本仔” 要抓他,逃到“唐山”(指祖国大陆)去了.这么多年了,无音无讯.加上外婆,一家五口就靠母亲一双手替人缝制衣服苦度日子.日本警察还经常来家七盘八问父亲的下落.父亲是彰化县和美镇山犁村一个贫农的长子,因为家穷而到城里当了上门女婿.我七岁那年,祖父把我这个郑家的长孙带回乡下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