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赞

宋代的邵伯温写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段谈到司马光，司马光曾问康节道：“某，何如人？”答曰：“君实（司马光的号）脚踏实地人也。”后来宋朝有个宝谟阁学士刘甲，也常对人说：“吾无他长，唯脚踏实地。”由此看来，古人是把脚踏实地看做一条事业成功的很重要的长处。     

“官德”建设浅议

一、“官德”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官就有权。权力的滥用表现为行为的腐败，而行为腐败是因道德准则产生严重错位而引发的。可以说，道德沦丧乃权力腐败的重要条件。 宋代司马光认为，“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对德才的看法发人深省。我们现在选拔人才，提拔干部虽也十分强调德才兼备，但实施的结果不尽人意。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德的标准未能完全“量化”，德的考察未能细化，德的培养未能“经常化”，实际上存在“以才代以、“重才轻德”的倾向。 因为道德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关涉人…     

基于陆九渊与神秀、慧能心性思想关系所作的几点思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心即理”、“发明本心”等心性思想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与禅宗的有关心性思想皆为陆九渊心性论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以俭素为美

宋朝的司马光写过一篇《训俭示康》的名篇，教育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要以“俭素为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太宗时的宰相李沅。他在家乡建的住宅，院子很小，只有牵马与掉头的地方。别人说院子太窄了，他说，如果是宰相官府，是显得窄了点。但是给家人住已经很宽敞了。另一个是真宗时的副宰相鲁宗道。     

朱熹道统理论与思想视界中的司马光

朱熹与司马光的关系成为准确把握和理解司马光思想历史影响问题非常重要的环节。据考,过去在有关司马光与理学之关系中被引以为证的《六先生画像赞》和《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不可纳入到朱熹道统理论的发展脉络下予以解释。以二程学说作为儒学正统,其它各家在他看来可能都不够纯粹,故弃置不录。此乃朱熹未将司马光列入儒家道统的最为重要的因缘。经史观及在对孟子理解上的分歧,只能说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朱熹那里司马光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却不能成为朱熹未将司马光纳入到其道统理论谱系中的重要缘由。     

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库,做出     

把“家奴史观”冲到化粪池里去——重评冯道

千余年来，五代的冯道一直受到訾议和诟骂。欧阳修骂他“可谓无廉耻矣!”司马光骂他“乃奸臣之尤!”王夫之说冯道“恶浮于纣、祸烈于跖”。胡三省说他：“位极人臣，国亡而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还许多人认为：冯道是历仕五朝的“失节”之人：是没有气节的软骨头；是朝秦暮楚的不倒翁．是“二三其德”的“巧宦”……这一类的论调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和主导地位。千余年来．虽然也有人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声音十分微弱。     

战国名将廉颇

廉颇,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赵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时期(前298年一前236年),嬴姓,廉氏,名颇,山西太原(一说山西运城)人。廉颇曾任赵国上卿、相国,被封为信平君,是战国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另外三位是赵国的李牧、秦国的白起和王翦)。司马光说“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身分感

所谓身分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即“我是谁”。人对自己都有个自我评价,这里既有中正的“自分”、“自若”、“自尊”、“自重”、“自知之明”,也有自我肥胖的“自负”、“自命”、“自视”、“自恃”、“自是”、“自诩”、“自夸”等等,还有失去自信的“自馁”,以及适当表现风度的“自谦”。人们从一个人的这些“自我流露”里,多少可窥见他之为人。比如一个支部书记,本来是党的基层工作者,他却处处以“官”自居,动辄发号施令,口口声声“这些老百姓”如何如何,你说他是怎么认知自己的呢? 身分感,也是对“他人如何称呼自己”的一种敏感。那位支书,人家叫他“老王”,他装听不见,呼他“支     

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中）——苏轼的人生理念和从政实践的再认识

然而作为新宰相的王安石似乎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进策”时．就认为与其“学术素异”的苏轼一旦大用就会防碍变法。所以从苏轼还京伊始就没有丝毫争取他重用他的意思。相反地将这位有着制科三等并当过一任地方官光荣履历的苏轼。安置于直使馆判官告院闲职，并在后来屡次打消神宗起用苏轼的动议。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苏后来交恶、敌意首先发自王安石一方。可以说．王安石基于苏轼的资格声望和学术见解．为了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而有意抑制苏轼在政治上的发展，按宋人钱世昭的说法，是忌“子赡为宰相耳”。倒是司马光在努力地为苏轼争回这份公道．在神宗面前多次推荐苏轼未果。相形之下．其秉性的公正显得更值得信赖。从另一个角度看司马光举荐苏轼未必出于拉拢之目的．王安石为自己制造政敌确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