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暴力与群体性事件

暴力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学术界认为当前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暴力化趋向越来越明显,在个案中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但从总体上看臆想的成分大于事实根据。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行为的暴力化程度可从短期伤害的显著性和暴力行动的协同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评估,也可以其强度与烈度作为标准判断。参与者采取暴力行为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诉求目标、组织化程度以及政府处置方式等密切相关,目前处在社会的有效控制范围之内。     

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及预防处置之策略

群体性事件是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基于不满宣泄的集群行为＂,是群体的不良社会心理的极端外在表现形式。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个体心理虽然各异,但在从众、感染、暗示、模仿及去个性化、责任分散等共同的心理机制作用下,群体心理趋同,并往往以非理性的狂热情绪宣泄和狂暴的冲动行为告终。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抓好六个环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不良心态预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强化建构社会信任,加强临阵心理干预。     

群体性事件的强力演化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有个从量变到质量的过程。其演化机制必然经过这样四个阶段：从引发的原因看,利益冲突、具体的权益受损都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而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导致民众长期积聚的怨恨心理、不满情绪爆发出来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从参与的主体来看,分散的个体经过组织动员,形成具备共同行动基础的群体;从行动的过程看,分散的个体行动向集体行动演化,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从行动手段选择来看,参与者或多或少都会首先运用国家制度空间提供的合法性手段,最后才会选取暴力手段。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续）

3、从矛盾的性质来看，现阶段人民内部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带有某些对抗性的因素或是易转化的特点。这种对抗性增强的表现是：一是群体性事件多且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相同的血缘和地缘，共同的情感和利益群体极易聚集；二是突发性事件多，突发性群体事件往往时间短、规模大、人数多、来势猛烈、处理起来措手不及。近年发生许多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常常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堵塞交通，甚至出现打砸抢等非法活动，演变为局部骚乱，直接影响社会安定。     

群体性事件研究——兼论公安机关的地位与作用

群体性事件近十几年呈激增的状态,但其发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总体上讲,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其诉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公关机关作为处理群体事件的首要机关,其处置水平对最终处理结果有很大的影响。但群体性事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限于公安机关的职能,不能奢求公安机关自己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社会心理建设

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之所以形成,有其客观的事件基础,也有组成群体之个体的心理特性使然.加强和推进社会的心理建设,是预防、抑制以及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方略.     

群体性事件之心理动因、心理机制与预防对策新论

群体性事件是人们在激烈互动中自发发生的无指导、无明确目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众多人的狂热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对社会公平的向往和追求,化身英雄,捍卫正义的美好愿景,个人愤懑的肆意宣泄,以及回归群体的心理原型是促成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心理动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愤懑爆发引发事件,情绪感染产生情绪认同,集体效能权衡群体参与,群体模仿走向行为极化的心理机制。基于群体性事件生发的合理诉求,正义基础,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当立足民意,取信于民;群体矛盾应当逐渐消弭,趋同改善;群体信息应当互通有无,沟通分享。     

论群体性暴力事件的概念和特征

群体性暴力事件具有区别于其它群体性事件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内涵。其主要特征有 :事件成因复杂性 ;群体成分多元性 ;群体成员互动性 ;群体结构层次性 ;群体内聚力强 ;群体行为暴力性 ;事件时空选择性和形式公开性 ;事态危急性和后果严重性。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多发趋势。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是因社会事件没有满足人们需要而引起的,从众、感染、暗示与模仿、责任分散、去个性化、流言等社会心理机制导致群体性事件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形成过程一般经历人群聚集、刺激与暗示、情绪感染和情绪爆发几个阶段,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成员可以分为一般成员和骨干成员,不同类型参与者带着不同的心态参与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限理性分析——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简

有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多归因为非理性行为。而西方学者探讨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逐渐意识到理性与非理性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一个中间状态——有限理性，而且情感与理性也不是矛盾的，情感有时是理性的基础。在“瓮安事件”中，事件的参与者既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成份，群体逐渐把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表达诉求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一种满足其要求的捷径，即集体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