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

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周仁近年来，不断有人发表文章，著书立说，把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称作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说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破除姓‘社’姓‘资’”。在他们笔下，小平同志似乎是不问姓“社”姓“资”的，而且是反对问姓“社...     

为“四勤”农民工代表叫好

前不久，笔者与一位农民工身份的人大代表交谈，他一语惊人。“你当农民工代表自豪吗？”“当然自豪!”“你怎样当好一名农民工代表？”“做到‘四勤’。”“哪‘四勤’？”“脑勤、腿勤、手勤、口勤呗!”笔者问，对方答，四周人们啧喷称赞。     

如何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以来，人们对此做了很多解释。开始，人们认为“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后来，却说成是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或者是检验各项工作的标准；还有人对“三个有利于”的具体表述和具体内容提出种种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一）邓小平同志的原意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1—2月巡视南方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大量出卖国有企业后患无穷──中部地区二省五县市调查

近年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冲破姓‘公’姓‘私”’宣传的影响下，有些地区刮起了出卖国有企业风。企业是怎么卖的，卖的后果如何，卖后有什么影响？我们选择我国中部地区两个省的五个县市作了初步调查。这五个县市国有企业卖得不算厉害，但有些做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倾向性问题也相当突出。一、出卖国有企业的情况（l）五个县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卖得较多的，有三个县南。这三个县市除保留少量国有企业外，其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部分都卖给了职工、原厂长或私有企业主；工商业卖的步子都比较大；另一类是对出卖…     

正确理解十五大精神──兼议“冲破姓‘公’姓‘私’”说

正确理解十五大精神──兼议“冲破姓‘公’姓‘私’”说薄澜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进一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但如果把这归结为冲破姓“公”姓“私”的障碍，则...     

“三个有利于”姓“社”不姓“资”──学习邓小平原著的一点体会

有人写文章说：“三个有利于”“既没有公与私的标准，也没有姓‘社’姓‘资’的标准”。这种观点说白了就是：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都可以干，管它姓“社”姓“资”。一段时期，这种观点相当流行。于是就有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姓“社”姓“资”的束缚；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之类说法。对这种观点和说法，开始我也有同感。可是认真读一下邓小平同志的原著，就觉得不对了，可以肯定地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姓“社”而不姓“资”；是要有利于社会主义…     

虽小犹大说“服务”

晚餐桌上，早年入党的老父亲问：“你们单位党支部怎么开展活动呀？”在民营企业当白领的儿子答：“我们几名党员利用工余时间帮患病工友联系过医生，还为农民工的孩子辅导作业，尽是小事情哩。”岂料父亲夸奖：“挺好，我看‘小事’不小。”     

邓小平南巡讲话

１９９２年１月下旬，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８８岁的高龄，毅然南巡，在深圳发表重要讲话，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更快的速度前进。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思潮，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告诫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中姓“社”姓“资”的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     

罗城：述职评议让党组织书记“冒汗”

“什么是‘五村、两规范’？”“什么是‘三会一课’？”“怎样抓好‘三级联创’活动？”“如何提高农村党员素质？”……这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在“三级联创”活动中开展县乡村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试点会上，试点单位党组织书记直面党员群众提问的场景。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提问，有些党组织书记准备明显不足，     

论“三项标准”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下总的简称“三项标准”或“三个有利于”,分别则简称“生产力标准”、“国力标准”、“生活标准”)关于“三项标准”的性质,现在有三种理解:一是归结为“性‘资’姓‘社’问题的判断标准”,二是归结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三是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价值标准。     

“三个有利于”体现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三个有利于”体现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董德刚（本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深圳特区带头造社会主义“香港”的若干问题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圳特区应在充分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的前提下,把建造社会主义“香港”作为今后必须突破的重点而提上议事日程。     

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城镇化影响及门槛效应

采用Super-SBM模型与Malmquist模型测算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分别验证黄河流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递增趋势，且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流域内所有城市的土地城镇化逐年递增，11个城市（州）出现人口流失导致人口城镇化递减；人口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关系，土地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在流域内存在区域差异性；人口城镇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土地城镇化的双门槛效应，当土地城镇化发展过低或者过高时，人口城镇化呈现抑制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土地城镇化影响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人口城镇化的单门槛效应。因此，黄河流域各城市应积极推动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控制土地城镇化高速发展，建立以常住人口为标准的“人地挂钩”制度，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居民消费，建立“以人为本，产城融合”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     

“土气”辨

日前,在《北京日报》杂文专栏上读到资深杂文大家高扬同志《喜读三篇短文章》(三篇短文均登于199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专栏),其中一篇与“土气”有关,读来心生联想,也想就“土气”问题说上几句。该文题为《地毯与地坝》,写的是“某乡农民有事去找乡长,都习惯地站在办公室门外与乡长谈话。何故?脚上有泥的农民自爱、知趣,怕进去会弄脏了地毯。乡长大人的办公室不姓‘乡’,不姓‘土’,而姓‘香’,姓‘洋’;桌是老     

她的心，永远火热——记天台县人口计生局于邵奚敏阳

“这是一个‘渐冻人’用温热的心铸就的精神力量，透过已经‘渐冻’的身躯，我们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比坚毅、令人震撼的强大。”     

“打白条”打掉了什么？

“打白条”打掉了什么？周继旨当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是势不可挡的大潮流。然而，其中也冒出这样或那样的逆流，“打白条”就是极为舆论非议的。有人说；“‘打白条’还不是‘死乞白赖’，只不过是‘拖欠”而已”。可是笔者不禁要问：“打白条”究竟打了谁？打掉...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合的积极探索——广东省中山市积分制入学入户服务管理情况调查

国家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去年9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全年我国流动人口达2．36亿，流动人口大多流入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长期以来，这些流动人口一直作为城市的“二等公民”，无法真正融人当地城市，出现了所谓的“半城镇化”“浅层城镇化”，甚至是“伪城镇化”现象，使我国的城镇化质量大打折扣，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     

建筑行业农民工维权的新路径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党和国家把新型城镇化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战略,这是未来五到十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主旋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新型城镇化核心在于人口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城镇化意味着实现农民工的城镇化,农民工城镇化的实现影响着国家重大战略的进程。     

人大上门督办代表意见

2009年10月15日，上海市房管局，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大代表督办会进行中。窗外高楼林立，张雄伟挥手一指：“如今已有‘广厦千万间’，可很多人买不起房，无法‘俱欢颜’。”1987年来上海务工、做了20多年“打工仔”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张雄伟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就“高房价”向市房管局提出质询。     

人口结构型流动与制度变迁陈岱云

当前，人们关注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人口结构型流动，或者说主要是农民进城务工的流动，正是这种人口流动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促进了人口产业结构转型，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因而，在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下党和政府更加关注解决农民工问题和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使我国人口流动实现了从制度限制、排斥到政府引导、社会推动的转变，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充分体现了嬗变的制度对人口结构型流动的影响，促进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彰显了中国社会的重大进步。然而，在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受制于制度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政策和制度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