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历史变迁语境下的乡绅概念之界定

知识、财富和身份是构成乡绅概念的三大核心要素。从明清至民国中期,这三个要素逐渐发生演变。知识要素从明清时期的功名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的学识,此为表层的显性要素。财富作为乡绅概念的更深层次要素,是乡村知识分子成为乡绅的物质基础,且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绅商对流,财富要素的比重有所上升。身份是乡绅概念的根本性要素,明清时期的乡绅为建构一个乡村共同体而扎根于乡土,在与国家权力的博弈中谋求一种合作共治的乡村治理状态,但清末以降,绅权的乡村根基转为国家授权,而乡绅"劣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话语,民国中期以后则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乡绅。     

从国际经验比较中学习乡村治理

<正>历史上我国的乡村治理基本处于乡绅维系、乡民自治状态,其间宗族势力与乡绅势力交织、乡规民约与国家律例并存,整体上是一种比较稳固的架构。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收归国有,乡村治理的传统架构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党群、政群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完善,业已形成了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相对稳定的结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乡村的发展又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引     

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古代传统的中西比较

中国古代集权国家的形成早于西方。由于形成的社会基础不同,中国古代集权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也与西方迥然有别。中国古代集权国家自产生以来就带有集权主义以及政治和国家优先的传统。与之相伴的是不成熟的组织水平低下的广大乡村社会。集权国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非经济的手段从乡村中汲取资源,并且这种政治手段在文化体系的支持下得到了合法性的论证。集权国家依靠庞大的官僚队伍同广大乡村社会联系。集权国家对社会管理的方式从地方分封的分权状态过渡到郡县制的集权形态;但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这就使乡村社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为了对乡村社会实行统治,集权国家宣传正统文化理念,一方面依靠儒教理论使乡村社会的乡绅成为集权国家对乡村社会实施间接统治的力量,另一方面依靠儒教理论来规范乡民的思想和行为、使乡村社会以宗族聚居为主要形式,进行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     

清朝至民国时期江南乡村自治补证

从基层管理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根据费孝通的研究和对他亲身经历记述可知,传统的江南社会的农村实行乡民自治。江苏溧阳史氏族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契约,可以作为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农村是乡村自治的补充证据。在传统的中国江南社会,由于国权不下县,掌握着伦理规范与价值判断的宗族长老与乡绅,在乡村自治中起主导作用。     

“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

<正>王先明在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与乡绅的概念具有较多的重合性。乡绅,是传统时代乡村社会中的管事,这是一种具有社区     

近代乡绅衰落原因探析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作为治理精英的乡绅却在近代“废科举、兴新学”和“乡村自治”的过程中丧失精英地位。乡绅衰落的原因是：丧失文化权威而与下层民众疏远、传统精英流动渠道消失致其与下层民众隔离、乡绅自身异化进而与民众冲突、民众中产生新的精英给其沉重打击。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由来与出路

<正>在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变,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这个转变的长远目标。一乡村社会的传统治理与我国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有关。这个超稳定社会结构由乡绅、家族、乡约地保等共同维持。几千年传统中国虽有王朝更替但无结构变换,其历史之谜就是皇权和绅权的精巧配置、良性互动,从共存到共治。1的确,乡村社会既是皇权统治的最下端,同时又是乡村社会自发生成超稳定秩序的重要场域,一头勾连着以皇权为中心的官     

晚清农村基层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靠宗族自治、乡绅伦理维系的,但到了清朝末年,这种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该文在对晚清农村基层体制改革进行系统梳理、挖掘的基础上,探寻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以期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专制与自治——中国传统社会官民关系窥测

学术界对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性质至今存有争议,对乡村到底是处于乡绅治理下的自治状态还是皇权统摄家家户户,各执己见,且各自具有相当的史实支撑。本文认为其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就乡村事务进行分类。事实上历代统治者在乡村实现的目标无非征税与治安,本文称为官务。至于建祠设庙、修路筑桥、兴学互助等,则为民务。官府对民务一般不予干涉,也非地方官升迁衡量的依据。如此划分,则以上两派的观点并无矛盾之处,反而可以深化我们对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理解。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归纳与探讨

国家政权建设最早来源于对西欧现代国家建构等一系列现代化现象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后被中国学者用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将国家政权建设看作一个过程,探讨这一过程的动机、方式、微观行动者,及其中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对象的基层政权,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四个视角: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治理结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国家政权建设与基层政权、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精英。四个视角基本可以涵盖目前关于乡村社会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的基本领域和范畴,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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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乡绅阶层在孕育《瞭望东方周刊》：河津是山西省首富县。近年来,随着河津市民营企业原始积累的完成,先富裕起来的民企老板们纷纷回到乡村,捐资公益事业,还有相当多的富豪在经营自己企业的同时任职村委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此评述道：“历史上,维系中国乡村秩序的一直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乡绅阶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末期。河津出现的这种富豪返乡现象值得观察和研究,这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乡绅阶层正在孕育中。”     

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源不同配置方式来看,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乡绅管理制、人民公社制到村民自治的演变。乡村社会结构中自发生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其职能也实现了从经济职能到兼顾社会管理职能的拓展,成为嵌入农村社会管理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要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必须从国家、社会、公众三个层面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环境,建设农村社会管理格局中社会协同、公共参与的机制。     

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研究:历史与趋势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而遍及乡村社会的基层市场一度成为了研究乡土世界的逻辑起点。对基层市场的研究,学界在其形成演变、结构体系、性质功能、与乡村社会的关联乃至区域市场等领域都结出了丰硕之果。当下的基层市场研究存在有待拓展的新领域寻求市场体系与乡村治理体制转型的契合,呈现国家权力向社会和民间转移的图景,重构国家整合与乡村社会自我整合的耦合机制。     

古代“乡绅之治”开启基层治理密码

"乡绅"作为古代皇权向中国基层社会权力延伸的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之纵横捭阖,演绎出"乡绅之治"的鲜明特色与时代烙印,也成功开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核心密码,以古鉴今,经世致用。     

治道的变革——也谈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

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和框架来分析和梳理乡村政治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一种.但以此框架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要注意词义与分析对象的贴切.当前的乡村政治发展,并非完全套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所能理解,以"以治理变革或转型"来替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及发展

＂国家在场＂理论,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家、社会等有关概念的讨论以及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国家与民间信仰、国家与宗族等互动关系的探析。这些研究为＂国家在场＂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舶来品＂,＂国家在场＂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仍然需要继续进行学术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检验。     

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社会授权:重构农村基层政权权威与效率的基础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发展 ,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冲突关系 ,正被越来越多的最新调查和信息所证实。这表明 ,乡村基层政权与其所管理的社会间的共同利益关联已被打破。因此 ,对于基层政权而言 ,寻找权力来源 ,重新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刻不容缓。一、乡村社会冲突的产生与实质从中国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 ,在不同历史时期 ,国家都倾向于尽可能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以充分地从乡村提取国家政治运作所需的经济资源和加强其统治的群众基础 ,并为此付出大量的努力。但是 ,直至民国时期 ,国家权力的触角仍未有效地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