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合规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化建构

刑事合规制度是指国家与企业为了减少企业或其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业务行为存在的刑事风险，通过刑事实体性措施、程序性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内部治理，而构建的识别、评价和预防刑事风险的计划和措施的制度总和。当前学界对刑事合规的刑法教义学研究仍然不够，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理清和有效对接。关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应采取由单位到自然人的归责思路，肯定单位的独立主体地位和意志。在刑事合规司法案例的推动下，我们应以现有的制度为依托和范本，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建构。在实体方面，单位与自然人宜采取同一定罪标准，可将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抗辩事由和量刑从宽的法定情节，增加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和罚金数额；在程序方面，应逐步推进合规义务的设置，将刑事合规制度建构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上，吸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某些做法，并加强刑事合规制度运行的行刑衔接。     

暂缓起诉的理论基础与具体设计

在刑事诉讼中,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并和主义刑罚目的论和起诉便宜主义理念,是各国较为普遍采用的以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的制度。当我国人大没有将暂缓起诉制度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典之中,尚无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文章首先探讨暂缓起诉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对比研究德日两国暂缓起诉的具体运作,然后深入分析了暂缓起诉制度的正当性,立足我国实际,提出了构建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具体方案,力求对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下企业刑事合规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在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帮助企业走向世界、优化外部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将其引进我国刑事法律中,可以发现此制度与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契合度很高。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支撑,对企业合规不起诉适用对象过窄、考验期过短、未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等问题进行改进,可以完善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在预防企业犯罪、保障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企业合规建设》专题报道之二:宜从“行刑”衔接视角研究刑事合规

近年来,刑事合规成为显学,从事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等研究的学者,纷纷对刑事合规展开了系列研究。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启动了两次刑事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广东、上海、福建、浙江等地方人民检察院均制定了实施细则,也作出了一些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代表性案例。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拟定了刑事合规监管人以及听证制度的初步方案,并将刑事合规运用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     

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刑事合规的运行逻辑及本土化进路探析

传统的企业合规难以真正预防企业犯罪。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合规的高级形式，目的在于通过法律防控企业的刑事风险，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激励企业主动避免颠覆性风险，自我预防犯罪。自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众多学者与实务界人士持续关注刑事合规的司法实践和立法探讨。作为一种预防导向鲜明且内含刑事法律基础性和规模性调适的全新法律规范体系，刑事合规需要依托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遵循刑事合规本身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合规制度，真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提升中国企业合规软实力的和谐共赢。     

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中的功能与定位

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刑事合规的中国化离不开国家机关有力的支持和引导。在将刑事合规引入我国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必然是建立刑事合规制度的主导力量,其自身的职能与刑事合规的目的共同决定了检察机关要在建立后的刑事合规制度中扮演多重角色、发挥多样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来激励企业实施合规计划,实现企业自身合规与国家刑事合规的成功衔接。因此,有必要明确检察机关在刑事合规制度建设中的具体定位与功能,并厘清检察机关实现这些功能的必要法律前提和法律限制,为刑事合规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企业犯罪的有效治理——美国企业缓刑制度的发展与借鉴

以企业罚金刑为代表的传统企业犯罪监管机制,既不能实现对实施犯罪的企业进行改造的目的,也难以预防企业犯罪的发生。因此,美国构建了企业缓刑制度,从企业组织结构层面重新认识和处理企业犯罪。企业缓刑制度使实施犯罪的企业在法院主导下以合规计划等手段进行结构改革,在改造的同时为企业提供重返市场的机会,并激励其他企业主动实施合规计划、优化内部治理,从而实现了对企业犯罪的有效监管。有鉴于此,可在我国刑法立法中引入企业缓刑制度,并以合规计划为主要手段,形成对企业犯罪的有效预防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