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在各民主制国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公信力研究

在民主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强调多中心协同、参与及责任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摆脱"信任赤字"的"救命稻草"。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公共问责理论提出的要求,分析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现多中心分权不当、合作不力、问责不足等问题直接阻碍了国家治理进程中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基于此,通过法治建设、制度建设和全面监督系统实现依法分权和治权,打破政府单一垄断公共权力的地位;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和提高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实现协同参与,增强各主体间的互动回应;以道德基础、科学政策、绩效考评体系和公共问责机制,实现公共问责,为构建服务型政府、高绩效政府、责任性政府付出努力,最终改变我国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状,以期稳步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向善治。     

区域合作的基础:复合行政与法国经验

复合行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其核心思想是:第一,多中心。跨行政区公共服务,不能只依靠中央政府这个单一中心,使用行政命令提供;而是应当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由形成多中心网络型的行政多元体提供。第二,交叠与嵌套。"复合行政"强调,跨行政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能仅仅限于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是跨行政区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通过上下左右交叠与嵌套而形成的多层次合作。第三,自主治理。跨行政区的公共服务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应当充分激发地方政府在提供跨行政区域公共物品的积极性。同时地方政府应当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建立起伙伴关系,以网络的方式共同提供公共物品。     

区域多主体协作治理的路径选择——以京津冀地区气候治理为例

当前,开展切实有效的气候治理已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议题。现阶段我国气候治理工作主要由政府推进,但依然存在治理主体单一、缺乏区域协作组织、区域合力有待增强等问题。构建多主体参与机制,实行区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破解诸多问题,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通过以京津冀地区气候治理为例,在梳理其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政策发力方向和政策着力点两个维度,将推进协作治理的一系列政策划分为治理场域、治理机制、治理意识与治理氛围四类,并根据这四个切入点查漏补缺,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精准制定并落实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间、以及政府与非政府主体等不同维度的协同,实现区域多主体协作治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这对于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弹性化治理:“工作组”机制的运行及治理逻辑探究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工作组"是广泛存在的治理机制。不同于作为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小组","工作组"是由上级根据任务和形势需要而下派的具有临时性、机动性等特征的专项任务型组织,主要体现了党政机关纵向间的互动关系,并可按照不同思路划分为不同类型。影响"工作组"产生和运行的因素主要包括"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制、"职责同构"的政府纵向间关系结构以及差序化的政府信任格局等。"工作组"机制的运行过程大致包括"派出"和"治理"两阶段,并呈现出"问题导向、集中高效"的鲜明特征,其功能角色可大致归纳为政策过程的辅助性机制、应急管理的补充性机制这两个方面。"工作组"机制的治理逻辑可提炼为一种"弹性化治理",它以治理的弹性化促进了治理体系的适应性。     

法理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司法治理模式建构

法理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司法治理包含两对核心关系:一是中心与边疆的关系,二是司法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上,西南边疆的司法治理模式主要有二元型治理模式和混同型治理模式。转型时期,西南边疆司法需要应对立体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复杂性,多中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延展性,多元的边疆与司法治理的多元性,互嵌的边疆与司法解决机制的嵌套性。从解决差异性这一核心问题出发,应建构"法治中国"的西南边疆法理型司法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以"法理"为中心,把"法理"贯穿于司法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运作全过程。其核心内涵包括以法理型法官为司法治理的主体、以审判型组织为司法治理的组织结构、以审判治理为其运作保障。     

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政府的专利，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交易原则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政府的“神话”，政策分析学派主张公共物品可以由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来供给。与多中心治理思想相呼应，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悄然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供给机制，三者之间的合作供给机制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多中心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概念。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的治理路径,诠释了这种新型关系下多元治理的发展方向。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1]。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它为社会参     

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优化选择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大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治理中的重要议题,需要加强政府规制,采用有效政策工具加以推进。大气污染治理的政府规制政策工具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型。根据静态效率收益、动态创新激励、制度的可行性、效果的确定性四种影响因素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进行优化选择有利于改进大气污染治理效率。在现行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占主导地位,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逐步发展,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作用日渐凸显,但是也存在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缺乏灵活性、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自身设计缺陷、公众参与型政策工具"重发布、轻行动"等问题。基于前述四种影响因素,应从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体系以及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协同创新两个维度优化北京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     

建构“权威”多中心社会结构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这是对过去所称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体现在治理理念上,更体现在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上。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惯性、"政府本位"政治文化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社会管理"阶段,至多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向社会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构"权威"多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基础。这需要一方面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确立现代的治理理念,同时还需要羁束政府的公权行为。     

中国建立常态化督查新格局

正集民智、聚民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施"互联网+督查",成为我国信息化时代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探索,对于优化行政监督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具有革命性意义。问政于民方知得失,问计于民方知虚实。国务院实施"互联网+督查"工作两年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察民意、解民忧,有效排查解决政策落地的堵点难点痛点,打通了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里"到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悖论与矛盾:利益主体多元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行政区分割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绩效评估价值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以集权的官僚政府组织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离事物逻辑,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经济要素的流动会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创新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建立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优化区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政策转移 如何预防失败

<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政府治理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发展能量。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性、局部性政策创新成为推进政策变迁和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与此同时,政策创新的高成本与高风险特性以及地方政府政策供给能力的差异,促使地方政府青睐"跟进式"的政策转移,从而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和治理风险。当前,政策转移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政策供给方式。政策转移研究起源于政策扩散研究,早     

构建公众参与低碳城市建设机制

正治理雾霾,不仅仅需要政府有所作为,更需要公众、企业和全社会"联防联控"。为保证有效落实《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建议构建公众参与低碳城市建设机制。首先,应建立动力机制——政府制定政策措施,建立低碳消费制度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多方联动的良性局面。第一,可通过财政激励、税收、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等多种政策实现最低成本的低碳城市发展。建议政府出台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实行低碳消     

新型城镇化的法治视角:从政策之治到法治之治

中国传统城镇化的治理模式是一种政策之治,具体表现为"以物为本"的城镇化治理理念、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治理体制和运动式的城镇化治理方式。"政策之治"城镇化有着深刻的形成机理: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起点与路径依赖是历史症结;压力型体制下政治锦标赛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制度根源;政府"经济人"动机和治理资源匮乏的现实掣肘是理性选择。随着"政策之治"城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法治化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然而,当前法治化城镇化建设面临着法治理念不足、法制体系不完善、执法体系不严、法治监督缺失等现实障碍,需要从理念、立法、执法、监督四个层面进行整体构建。     

全球化时代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

全球化在形塑多中心秩序格局的同时，也把地方政府推到了竞争与合作的前台。地方政府要在目益激烈的竞争中谋求并维持优势地位，就必须转变传统的管理方式，不断强化合作治理能力。合作治理能力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而是一个包括系统思考、制度创新、公共服务、电子治理、沟通协调和危机应对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能力体系。地方政府只有立足于多种能力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应对全球化时代对地方政府提出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先后经历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控制型政府、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和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三种模式。建设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确保权力使用的公共性,强化政府职能的服务性,政府治理由先前的单纯聚焦政府或市场,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全面推进,建设廉洁政府、高效市场、和谐社会,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府绩效管理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逻辑框架与机制优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一种治理模式,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战略目标。如何有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成为摆在当下理论界和实践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政府绩效管理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通过政府绩效管理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逻辑框架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价值维度,政府绩效管理将公共价值融入现代化建设过程,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绩效生产提供了价值引领;二是制度维度,政府绩效管理贯穿国家治理的结构,这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绩效产出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基础;三是工具维度,政府绩效管理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基础。面向未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绩效管理的作用,应当优化公共价值建构机制、信息机制、制度执行机制、绩效领导机制和绩效改进机制。     

"智能+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创新研究

"智能+"理念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引入,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互联网+"这一理念已在政务、社工、社会组织监管等领域得以推广,"智能+"在政府工作领域得以实现。以社会组织监管为研究对象,探求"智能+社会组织监管"运作机制及其特征,体现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过程监督的"全方位"与"透明性"、评估工作的"便捷性"与"科学性"。要使其特征对社会组织监管产生积极影响,必须重视法律与政策、管理责权、技术支持与平台构建这三大板块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