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黔东南苗族社会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以文斗寨解纷文书为研究对象

清代苗族解纷文书如诉状、判词、告示、乡规、契约等对于研究清代黔东南苗族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变,展现苗民真实的法律生活和司法图景具有重要价值。清代黔东南林业贸易的繁荣和"流官"体制的建立,促使苗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理师诵唱"演变为"请中理讲——禀(送)官究治",衍生出民间调解、官府审判、官民互动相结合的苗民独特的解纷模式。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民众的证据意识及其启示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苗族民众具有较强的证据意识。其较强的证据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发挥中人的证明作用;二是重视契约的制作与保存;三是将官府"减负"告示等刻碑留存。苗族传统纠纷解决文化、国家诉讼法律文化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对黔东南苗族民众较强证据意识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黔东南苗族传统的证据意识在当前的民事诉讼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了解黔东南苗族民众较强证据意识的形成机理,对当前人们民事诉讼证据意识的养成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北大核心CSSCI

运用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苗族独木龙舟竞赛地点进行周期性调查发现,独木龙舟这项传统运动项目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萌芽,其节日活动中浓郁的巫术礼仪维系着苗族支系聚居群体的文化认同和精神支柱,具有原始礼仪竞技属性,苗族独木龙舟节日欢娱具有增进内部团结、缓释内部矛盾纠纷等作用。     

黔滇川老苗文的创制及其历史作用

在近代基督教新教传入西南后所创制的多种民族文字中 ,老苗文是各族群众最为认可的一种。究其原因 ,在于顺应了西部苗族和相关民族改变无文字状态的要求 ,并吸收了地域文化特别是苗族传统文化的要素。除了宗教作用外 ,老苗文的广泛传播还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苗族与相关民族社会变迁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芭茅草与草标——苗族口承习惯法中的文化符号

"芭茅草"是黔东南和湘西地区盛产的一种常绿革本植物.世居于此地的苗族人民(也包括部分侗族)在无文字状态下的习惯法律生活中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加以使用.芭茅草是"议梆"立法中自然领袖的权力符号和巫师的法器;芭茅草棍是理老解决纠纷时划定是非的计算符号;用芭茅草结成的各种样式的"草标"具有禁忌与保护私有权、隐私权的作用,从而形成该地独特的习惯法文化符号系统.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探讨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力求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纠纷的类型主要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纠纷、同一民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统文化产权纠纷、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人与该民族之间的传统文化产权纠纷等。这些纠纷的成因既包括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缺失、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存在很多不足等制度原因,也包括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价值考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地位不明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庸俗化"等社会原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措施包括借鉴原住民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引入传统文化产权的集体管理制度、促进传统社区对传统文化产权纠纷解决的有效参与等来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纠纷的解决。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的冲突与协调

现今少数民数地区的纠纷的解决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传统的解决方式,另一种为现代司法解决方式。然而,由于历史习惯、经济和社会等原因,两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在现实当中常常相互冲突。将少数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方式加以梳理,分析其中相互冲突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并就两种纠纷解决方式提出相互协调的对策和建议。     

历史法学派视角下的纠纷解决方式与启示

历史法学派关于历史方法论、法律发展的阶段论、法律性质的反映论思想启示我们: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适用上,应反对纯粹的“理性司法;”在适合本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寻求兼顾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法的民族性与趋同性相结合、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双重路径,使法的不同渊源在纠纷解决中相得益彰。遁历史法学派思路反思我国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清晰看到我国纠纷解决方式的民族特色和历史演进脉搏。     

从苗语词语看苗族农耕文化

本文通过对苗语中丰富而细密的农耕文化词语的简要分析 ,论述苗族是我国最早从事农耕的民族之一。     

苗瑶民族的"祭鬼"与古代汉族的血祭比较研究

苗瑶民族传统宗教中的祭鬼与汉语典籍<周礼>中的血祭,在主要内容以及多种方言的读音上都有相似之处,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为苗瑶民族的来源研究提供新的证据.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复合式合成词比较

汉语绝大多数修饰式词是偏正型的。大多数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形容词性语素在中心语素后。汉语、藏缅语“名语素 +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一般是修饰性语素在前 ,侗台语和苗瑶语部分语言名语素构成的修饰式复合词是修饰性语素在后。有的语言修饰式复合词有偏正型 ,也有正偏型的。支配式的复合词构词差异与这些语言主要语序有关。一般有补充式词的语言是有补语的语言 ,但有补语的语言不一定有补充式词。假设补语产生于补充式词前。     

明清"赶苗拓业"事件探究

在明清王朝统治的3个多世纪里,南方数省毗邻的武陵山及云贵高原东部,多次发生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赶苗拓业”事件。“赶苗拓业”虽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却是包括明朝开国皇帝在内的封建王朝的统一行动,是统治阶级“平蛮”政策的实施。它给被剿杀、驱赶的相关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迫使苗族大规模西向迁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苗语量词研究述评及前瞻

目前有关苗语量词的研究主要是对苗语部分方言区的名量词的描写和分析,对苗语动量词的研究则很薄弱,对苗语各方言区的量词也缺少整体上的对比描写和分析。本文认为可以把苗语黔东方言、湘西方言、川黔滇方言三大方言区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察苗语量词,并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对苗、汉量词之间的关系作谱系内的对比研究。     

贵州黔东南苗族聚落仪式与公共空间研究

位于黔东南山地地区的苗族聚落因其特殊的地貌形态和文化渊源,形成了各类与平原聚落不同的、极具特色的公共空间。论文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总结黔东南苗族聚落中的公共空间类型与特色,并探究其由内在的文化联系而形成的序列结构。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可分为生产空间、交通空间和仪式空间三类,其中仪式空间最具特色。黔东南苗族聚落的公共空间布局灵活自由,形态因地制宜;各类公共空间为鼓藏节、招龙节等重要仪式活动提供场所,作为历史的象征连通古今;模拟历史演变的仪式活动串联起各类公共空间,形成连通村落内外、村落之间的公共空间序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浅析苗族习惯法

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 ,苗族形成了有助于社会秩序稳定和进行社会管理的“习惯法” ,如“议榔” ,“理老” ,“鼓社”等。它们成为特定群体认可和遵循的“法”。在我国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 ,分析和探索贵州苗族法律文化 ,旨在加深对民族地区的法律文化的了解 ,积极推动现实的司法实践。     

论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欺诈行为之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自从1994年1月1日生效以来,就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本次修订因为规定了对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所以备受人们瞩目。对于如何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经营者、欺诈三个词在此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大量的争议也聚集在此三个关键词上。如果将其概念、范围用法律明确下来,那么此条解释和适用上的矛盾将会被很好的解决。     

苗族文化中的数学智慧——兼谈与古典数学的共通性比较

借鉴人类学和数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苗族聚集区域访问调查,整理苗族生活中所用的基数、序数和相关运算、度量衡和几何知识的运用,以及数字习俗文化。发掘苗族生活中形成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包括数学符号化、"筹算"中的推理过程和随机思维决策模型等。对苗族文化中的数学与古代典籍《九章算术》、《几何原本》和《周易》的共通之处作初步的探讨,促进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和交流、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