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新现实主义解读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机制。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无政府状态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部分。新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是冲突和竞争，但是，当国家具有共同利益时，它们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因此，可以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完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     

东北亚安全合作动力的多重审视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日益增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之所以能够维持,当代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理论阐释.新现实主义认为,力量均衡是东北亚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东北亚安全机制增加了冲突的成本,为实现长远利益,相关各方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建构主义则认为,是文化认同增加了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使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成为可能.     

换位体认：数字时代的观念冲突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系统整合度显著提高，然而，社会整合度却未能同步提高，其体现之一是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在某些宏观议题上的观念并没有趋于相同，反而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对立和冲突。西方有关观念冲突的理论视角存在局限性，而儒家的“体认”概念则提供了理解观念冲突根源新的解读视角。在简单社会中，由于社会的同质性，人们更易于凭借相似的体认而达成社会共识；但是在社会分化和复杂化加深的条件下，个人把自身的体认向异质的他人推广，不但不能促成共识的形成，反而可能成为观念冲突的根源。换位体认是避免社会误解、达成相互理解的途径，换位体认也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而创造换位体认的环境则是对观念冲突本身进行治理的有效路径。     

阶级斗争与地位争夺——马克思与韦伯分层与冲突理论的比较分析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理解并控制冲突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政治社会学认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应沉入社会层面，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中寻求恰当的解释。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表现，不平等的分层体系与政治冲突都是一切复杂社会所固有的现象，冲突与分层密切相关。马克思与韦伯是分层与冲突理论的两大思想源泉。这两种理论之间既有继承，又相互对峙。马克思认为阶级的产生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并最终消灭阶级对立进入无阶级社会。而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地位等非经济性因素在政治冲突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政治冲突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因此比较他们的分层与冲突理论具有重大意义。     

从“反思平衡”看罗尔斯“差别原则”的非融贯性

从反思平衡的理论方法和标准看，差别原则并未达到罗尔斯所承诺的融贯性。首先差别原则与罗尔斯理论之外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之间不融贯，这个判断就是个人责任原则；其次，差别原则与罗尔斯理论内部的第一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存在冲突，具体地说就是它与作为基本自由的财产权观念有冲突；第三，差别原则在自身内部解释上存在两难，即它在如何确定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这一点上有两种不完全一致的解释；最后，对差别原则的道义论证明和稳定性论证之间存在着目标和前提上的冲突。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分析

在解释层面,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表现为权力本体与制度本体之争;在现实层面,虽然两者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上有所分歧,但在理论建构中,都接受了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核心假定,把无政府状态设为既定的或给定的事实。并且,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秉承物质主义的观念,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上,以物质性力量为基础进行研究,都坚持物质本体论。     

和合生一: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文化融合——对新疆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考

新疆是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的地区。本文通过对新疆地区社会冲突及其治理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从文化的角度对冲突的根源进行解释。认为新疆地区的一些民族和社会冲突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密切相关,强调民族地区的和谐与治理不能单纯依靠军事和政治,也不能搞惟经济论,要致力于文化融合这一治本之策。和合生一,文化融合造就一体的社会,即和谐社会。     

中小企业国际化实践及其理论的演进

中小企业国际化实践及其理论经历了三个显著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活动不多，相关的理论解释主要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为基础；第二阶段中小企业跨国经营活动发展很快，理论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并认为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是渐进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天生的国际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使得阶段发展理论受到强烈挑战，中小企业“快速”国际化的观点盛行。     

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与未来趋势

西亚北非等地区的持续动荡正在带来全球性的安全环境变异,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态势和更加多元与复合的新特征。对于复合型冲突所凸显的国际安全新形势与未来趋势进行分析,特别需要注意国际社会内部的协调断档与分歧持续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国际冲突治理提供有利的理论支撑。     

经济管制必要性的一个理论解释与评述

经济管制必要性的理论解释最初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均衡理论的论证性批评。引入“市场失灵”概念后，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达至有效资源配置的状况，于是“市场失灵论”成了证明政府干预合理性的主流解释，传统经济管制主要在于协调生产者、消费者与利益集团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然而，传统理论通过反对以政府失灵的观点来支持政府的经济管制，但却提不出反对市场失灵的有效论据。另外，传统管制理论忽视了理论与理论间的逻辑联系。这些缺陷将可能成为经济管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原动力。     

哈贝马斯新社会运动理论与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比较

哈贝马斯的新社会运动理论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两种范式尽管在时代背景、结构根源、运动性质、运动目标、运动主体以及组织和斗争方式上存在显著的区别,但在总体性分析、结构主义路径、资本主义批判、解放主题等方面又有着很强的理论传承和亲缘关系。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态度的根源在于他由马克思主义者向左派韦伯主义者的转变,虽然他的新社会运动概念有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决裂的策略价值,但它同时意味着对社会运动预先进行错误的二分,这会导致一种概念上的束缚。鉴于当代社会运动中“旧政治”和“新政治”的彼此共存,将两种范式的理论解释优势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整合的社会运动理论来为当代社会运动提供更好的阐释则成为一种必需。     

科学发展观与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之比较

科学发展观与新自由主义发展观有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因理论基础不同而引发的发展价值取向、发展道路、发展手段和发展理想的不同。科学发展观与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也有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关注的主题相同、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发展观、都面临现代性困境。文章通过比较得出启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必须警惕意识形态问题,发展中国家要走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必须回到本真的马克思寻求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审辩冲突”实质在于“观念冲突”

近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载的《“审辩冲突”为何越来越多》一文，认为“审辩冲突”核心是“控辩”冲突的中国式反映。有些法官不敢得罪检察官，造成了“审辩冲突”愈演愈烈。对此，笔者认为“审辩冲突”的根源还在于庭审三方的“观念冲突”。     

浅议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一些学者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国际贸易，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简要梳理和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对指导我国的国际贸易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对英国外交的影响

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外交风格灵活多样,但也不乏“骑墙”印象,咎其理论根源,与工党的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息息相关。其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交理念、外交取向和外交实践等三个方面,是“新国际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的真正根源。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批判

“技术封建主义”是近期西方新兴的一种思潮，在左翼与右翼学者之中都有较大影响力。该理论认为，信息技术的变革带来了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复归”，数字产权、平台垄断与集中化使得资本家成为封建领主式的食利者，以投资、创新与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以暴力征收租金的封建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增强以及新等级制的出现则对民主政治构成威胁。技术封建主义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本质上是旧有理论无力解释信息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产物，也反映出西方左翼学者日益远离马克思的危险趋势。本文在详细梳理西方学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视角阐明技术封建主义的起源、本质及其内在弊端，并尝试分析后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左翼理论的未来出路。     

多维分层与政治冲突:试析韦伯的社会分层与政治冲突理论

政治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认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应沉入社会层面,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中寻求恰当的解释。分层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表现,冲突与分层密切相关。韦伯是分层与冲突理论的两大思想源泉之一。韦伯对社会结构的划分是多维的,既承认经济因素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地位等非经济性因素在政治冲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政治冲突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将韦伯的分层与冲突理论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进行简要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韦伯的这一思想。     

联盟的国内政治根源述评

与传统的联盟理论倾向于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解释联盟的根源不同的是,本文立足于从国内政治方面探讨参与联盟的动机与根源,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历史因素、军事能力、政治合法性、行政动员能力以及国内局势控制等方面阐述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个国家选择联盟的策略。     

关于《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争议及评析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了我国涉外合同的冲突规则，但因其条文原则性强，且较以往国内法规定有较大不同，引发了学者关于第41条特征性履行方法地位的争议。其主要表现为“转换观”与“未转换观”两种学者观点间的对立和冲突。综合国内外立法及实践状况，我国合同冲突规则理论应采“转换观”，认为第41条借鉴了国际立法，将特征性履行方法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于合同冲突规则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转换，并可考虑通过一些细化措施，如制定特征性履行方法一般规则、明确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对特征性履行方法的替代、补缺地位并细化其操作方式等途径进一步完善特征性履行方法。     

斯蒂格利茨新国家干预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针对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危机，斯蒂格利茨力图建立一个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全面揭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斯蒂格利茨以美国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群体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为切入点，深入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背后的国家体制问题。其通过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弊端，继续拓展和深化凯恩斯主义的内涵，并从政策上阐述了自由主义左派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结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新国家干预理论主张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系列改良策略。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市场的根本属性只允许有限的改革空间，使得新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难以转变为政策行为和实践。即便如此，斯蒂格利茨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深层问题的深刻揭示及其改革议程，在追求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