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让新生代农民工变成“城里人”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异地城市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此概念首次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城乡统筹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据统计,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已近1.5个亿。这么庞大的人群,如果变成真正的"城里人",对国家整体来说,意味着城镇化发展跃迁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农民工个体而言,意味着身份的彻底变换,可谓于公于私,功莫大焉。所谓"城里人",在中国不是一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探析——以辽宁省5市(县)的调查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去向进行细化分类,应用2012年辽宁省5市县的实地调研数据,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定居去向,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打工城市类型及来源地地域特征等四方面分析了不同定居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并探究了不同定居意愿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小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的倾向性选择,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有重要影响。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农民外出务工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相关政策研究

家庭发展能力,是一个家庭实现发展理想、创造发展价值、推进生活幸福的现实力量。其支撑要素包括经济收入、人口素质、安全保障、和谐家风等四个基本面。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群体,对农村家庭发展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在分析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农民工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相应的政策体系为"家庭经济促进政策、家庭人口发展政策、家庭福利保障政策"三个维度。并从三个政策维度研究提出了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全面推进优生优育优教工程、提高"三留守"人口幸福指数、让农村人口享受城市文明等十条政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实现价值观的理性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一个城乡双向"拉扯"的社会环境中,这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在多个方面都存在"两栖"性,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不仅阻碍了其自身发展,更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对此,城镇化建设必须要重视文化建设,完善利益机制,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教育,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价值观的理性构建。     

简议市场农村新格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民工进城,使村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一系列新格局:家庭模式多样化,"反哺养老模式"日渐解体,"女主外、男主内"新格局初步凸显,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社会道德失范、政治意识淡薄现象蔓延,高中文化在农村悄然"断层",市、乡村的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初见端倪。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城乡空间格局变动的主要受力群体,跨空间化是该群体目前的空间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为居住空间的栖居性、家庭的离散性、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融入困境主要包括城乡双重生存空间的融入困境、离散家庭的融入难题、共同体的失落和缺失等。面对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需要采取相应对策推动该群体的空间融入、家庭融入和共同体融入,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简议市场农村新格局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民工进城,使村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一系列新格局:家庭模式多样化,"反哺养老模式"日渐解体,"女主外、男主内"新格局初步凸显,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社会道德失范、政治意识淡薄现象蔓延,高中文化在农村悄然"断层",市、乡村的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初见端倪.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以及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但是,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时代,他们在城市融入上面临着三大难以化解的张力:政策的"碎步化"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强烈的城市化渴望和要求之间的张力;他们对城市化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张力之中,那么他们会在城市社会中建构出另一个不同于城市主流社会的社会圈子,会产生更大结构张力的"半城市化"问题。因此,现在应该全面改革城乡体制,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才能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反思——从富士康“N连跳”说起

通过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以及"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断的出现自杀现象的高度关注,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自杀行为的社会根源,发现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的社会失范,如制度失范、文化失范、角色失范、价值观失范、社会因素引起的心理失范等是其自杀的总根源。减少和防止"80、90后"农民工自杀现象的措施应该包括: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建设、构建农民工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企业人文文化和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政策支持

随着农民工群体由"老一代"转向"新生代",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应打破"碎片化"的政策调整,从整体上设计社会政策改革方案。社会政策改革应从突破福利属地化管理的制度模式;稳定并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参与等方面入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项研究通过对成都、上海、义乌三地131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同样存在着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个体、组织和家庭都是影响冲突的重要因素,其中组织因素的影响最大。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城乡统筹背景下共青团动员模式创新之特质分析

在当前城乡统筹背景下，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着动员对象、动员目标和动员方式等“三大变化”。共青团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从四个方面积极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以扩大团的组织社会覆盖为基点，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渠道；以拓展驻地流动团组织建设为重点，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机制；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多元服务体系为核心，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载体；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认同为关键，创新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员方式。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服务均等化探析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一词,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意义非常重大。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在新公共政策中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基本服务均等化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1亿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我们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意蕴,从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做一些探讨性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尚存、就业日益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市市属各监狱在押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抽样调查,分析了这个特殊群体在性别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社会经历、外出动因、就业、认同与归属等方面的社会特征,归纳出他们具有"团伙犯罪明显"、"犯罪动机简单"、"犯罪年龄低龄化"等8个犯罪特征,并就他们犯罪的原因及如何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提出了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一群没有“家乡”的人——基于对“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观察他们在北京建立的同乡QQ群组,我们发现,借由QQ群组构建起来的同乡社会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是抒发情感之地,为同乡间互助提供了空间,是交友的平台,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支持网络之一。然而,这种同乡社会网络具有利益导向的显著特征,难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网上的"家",而流出地的"家乡"已变得日益模糊,流入地的"家乡"仍无法企及,他们逐渐成为一群流动的人,一群"拔根"的人,一群"无乡可依"的人,一群没有"家乡"的人。     

非功利主义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的实证调查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城市依附感的增强,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性嵌入成为当代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交往与社区参与程度""城市感知状况"以及"权益侵害和遭歧视"等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经济能力"的影响却不显著。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最主要原因,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交往、社区参与状态和对城市的切身感知。权益受损以及遭受歧视与排斥会对留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改善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态度十分重要,社区居民应以平等、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外来务工人员,这将对城市融入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