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革与完善

刑事再审是对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再次审理的救济措施。刑事再审程序设计科学与否关系到法院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然而,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而言,虽然它发挥了重要的纠错功能,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笔者在对有关国家刑事再审制度予以介绍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缺陷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尝试性地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再审程序又称审判监督程序,是对错误裁判进行纠正的非常救济程序。该项制度的设立,对依法纠正生效的错误裁判,保护国家利益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树立审判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未尽如人意。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现象,导致诉讼秩序混乱,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和既判力受到影响,司法成本大幅上升,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与权威,造成了司法公正与效率两种价值俱损的格局。造成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进行反思,指出现行再审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完善再审程序的具体设想,以期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再审制度提供一点参考。     

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程序之管见

刑事再审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救济程序,再审的对象是已经生效的法院裁判。唯其特殊,世界各国对再审程序的启动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在普通程序穷尽之前,不得启动再审程序。文章首先揭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理论基础,剖析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之现状及其价值冲突,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两大法系的再审程序作一考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法院提起再审程序进行重构。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程序

重新审理程序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为被告人设置的特殊救济程序，但其与上诉、再审的适用存在冲突重合。对重新审理程序的研究应以分类探讨为基础，划分刑事缺席审判重新审理程序为“直接重审”和“异议重审”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消除矛盾解决冲突。直接重审中的“审理过程中”应理解为裁判生效前，部分程序转换规则可参照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规则，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程序回流情况应严格限制。异议重审的启动应提出理由，并且适当限制再审权的行使，同时异议权的适用规则、救济程序也需明确和细化。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比较研究

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生效裁判是否符合正当性、合法性要求的重新审视的司法程序,是追求刑事诉讼活动根本宗旨的体现.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是关系维护基本人权和保障法律尊严的重要举措.刑事再审中的启动程序是其重中之重.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关制度和理念,在我国现有国情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完善我国再审程序制度.     

司法实践亟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改革探析

刑事再审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救济程序，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保障法官正确行使审判权，促进刑事审判的公正合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人权人宪的重大司法意义和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的各种冲突和尴尬，其现行的种种规范已不适应当前的诉讼体制模式，亟需对其予以革新，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其改革试做探讨，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理论架构。     

刑事再审程序改革之理性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集中关注再审程序发现真实的工具价值,而忽略其解决纠纷的活动本身。再审程序具有不依赖于裁判结果的独立价值与利益,可以增进判决的正确性和公正性,有利于保障人权。在完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时,只有兼顾程序利益与实体目标,才能使其充分发挥特殊的救济功能,真正地成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例外。     

程序公正从管辖做起——以构建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切入点

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具有重要的诉讼法价值,在公正方面可以减弱或屏蔽媒体审判的负面作用,在效率方面具有理顺管辖制度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缺失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对此,需要从启动程序、裁决程序和保障程序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再审检察建议相关问题研究

刑事再审程序是查明案件事实的最后屏障,目前启动再审的方式存在着再审标准不具体、抗诉方式太强硬、再审抗诉效率低、法院自身启动有困难等问题。须坚持以再审抗诉为主要监督手段,探索对一些不宜抗诉的刑事案件以检察建议方式监督法院自行启动再审,以全面加强对刑事再审程序的检察监督。     

我国刑事申诉制度宪法基础新论——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我国刑事申诉制度允许申诉主体对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再审,是刑事再审的启动程序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细化、补充了通过刑事申诉而使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刑事申诉制度的宪法基础并不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而是《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还可以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中找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