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立法中产品缺陷探析

产品缺陷是确定产品责任的前提条件 ,缺陷概念已成为当今复杂而多样化的确定产品责任体系中的核心。产品只有在存在缺陷的状态下造成他人损害 ,才发生产品责任问题 ,因而 ,正确确认缺陷这一概念尤为重要。同时 ,在产品责任的诉讼中 ,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 ,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取赔偿 ,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闸”。因而在实践中 ,往往是诉讼当事人争执的焦点 ,深为诉讼当事人和法官所关注。欧美国家的产品责任立法一般都将产品缺陷定义为产品缺乏合理的安全性。同时 ,各国关于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的认定标准规…     

从美国OSYU案看事实汇编作品著作权保护

美国OSYU案是近年来美国事实汇编作品认定的典型案例,其对美国以往事实汇编作品进行了分析,总结并细化了美国事实汇编作品认定的原创性标准,提出了"实质性相似"侵权认定标准。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并比较该案,我国在认定事实汇编作品时,唯一判断标准应当是选择或编排活动的智力劳动属性,即独创性;在侵权的判断标准上,应适用"实质性相似加接触"标准。     

雇佣合同司法认定难题及破解

我国官方虽未明确使用雇佣合同这一概念,但该概念已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存在着雇佣合同定义把握不准、标的认定存疑、从属性理解不清以及难于与承揽合同等类似合同相区分等司法障碍。要破解这些问题,应明确雇佣合同定义;用"从属与自治"取代传统的合同标的标准;构建雇佣合同从属性等级体系;细化同类似合同的区分标准。     

强制性标准在侵权法上的司法效用——以产品责任为中心

我国强制性标准作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统一技术要求,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法规范。但其并非民法的正式法源,在民事裁判中不得被直接或参照适用。认定侵权责任时,是否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可充作裁判理由中的法律事实产生推定效力,但其具体作用仍需结合相关侵权法律规整之内在机理予以考察。在产品责任中,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是产品缺陷的实质判断标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非必要条件。生产者不得以产品合规抗辩产品责任之成立,该情节亦不应影响产品责任的最终效果。     

再论盗窃罪既未遂的区分标准——以行为过程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认定盗窃既未遂的观点存在共性缺陷,引入行为过程的概念能够克服之。行为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科学的盗窃既未遂认定标准也应主客观相结合,同时围绕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过程来设计。其认定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的主观计划是否实现;二是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损害,即是否实际控制被盗财物。     

入户抢劫司法认定分歧的消解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五个文件阐释"户"的概念特征,但实践中办案机关对侵入群租房、合租房、待租房、生活经营一体房、单身房等场所抢劫居住者或非居住者的行为是否属于入户抢劫仍存在诸多分歧。分歧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法官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不同,根本原因是入户抢劫认定标准存在缺陷。将刑法中的户界定为"他人享有支配权的封闭场所"、将"他人对户的支配权是否受到侵犯"作为"入户"认定标准,有助于实现入户抢劫认定的统一性、明确性与公正性。     

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构建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规定治安处罚的证明标准,加之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也不明确,致使公安机关在治安执法中难以正确收集证据对违法事实做出认定,乃至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本文认为,我国的治安处罚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分层次标准.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之界定

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的认定应紧扣"给权利人"和"造成重大损失"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权利人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的减少,根据权利人商业秘密产品销售量的减少、利润率的降低、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少、侵权时间长短、侵权性质轻重综合予以认定.对权利人的"重大损失"无法直接认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获利、合理转让费用等因素作出刑事司法上的推定,但必须特别谨慎.     

当事人适格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反思--兼论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的重构

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存在先天的粗疏与不足,阻碍了民事诉讼的规范化与系统化。在"诉讼要件"与"权利保护要件之间",当事人适格应归属于后者,立法上亦应将当事人适格作为"权利保护要件"予以规定,并对认定基准时、认定原则、认定标准等做出具体规定。     

刑法规范合理性视角中的集资诈骗罪

我国刑法之集资诈骗罪存在的立法缺陷,易导致司法适用之错误。对集资诈骗罪概念的界定,应祛除立法罪状表述的缺陷,准确反映立法主旨。以法律解释之合理性为基础,对集资诈骗罪的概念、罪质要件以及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利于实现刑事立法之完善和司法认定标准之更新。     

论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的必要性与有限性

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传统的基本职能之一。在现代法治国家,政府经济职能建立在对市场失灵的认识与分析基础之上,市场的欠缺与不完全性为政府介入经济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应该认识到的是,政府本身亦有其缺陷,与市场失灵一样,尚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应坚持“补充性原则”,在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之间进行理性权自然力衡,实现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     

全面提升自来水水质势在必行——由“饮水热”论及城市供水行业的当前任务

"饮水热"的出现,提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究竟靠什么来满足人们的饮水需求.城市自来水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自来水必须达到打开龙头就能直接饮用.针对城市供水目前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两个层次实施目标.全面提升自来水水质,是城市供水行业的当前任务.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慎用警力”原则研究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原则。其中，“慎用警力”原则主要适用于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是公安部的通知通告中出现的非正式用语。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所占时间比例已经超越了正常的警务工作时间。应当严禁公安机关违反规定从事非警务活动。进一步规范各类非警务活动。非警务活动的形成渊源有两个：服务型警务和地方政府利益。“镇用警力”原则的具体表现为合理用警、规范用警。     

关于“复合型出版人才”观的思考

文章认为,复合型出版人才具有很高的综合素质,在现代出版界是稀缺资源。受出版体制和出版教育体制制约,复合型人才短期内不可能大量出现。追求所有出版从业人员都成为复合型人才不切合实际。树立科学的人才观,调整好人才结构,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以人为本,才是解决目前出版人才问题的根本。     

对侦查策略理论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探索

侦查策略的基本理论有必要深入研究。通过将侦查策略置于侦查学学科体系中进行考察，明确侦查策略不能异化为侦查方法的一部分。通过区分侦查策略与侦查谋略、侦查行为以及侦查技术之间的关系，明确侦查策略“对抗性”之时空条件，能够解决侦查策略本身的立论问题。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决定的客观化建构——以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结果为判断基础

受制于实用主义导向,我国审前羁押程序设计中侦查权一家独大,逮捕等羁押手段出现了功能性的异化倾向。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通过相关立法改革,以及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成立,为在检察阶段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分流转处程序创造了条件,但建构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或者"检察中心主义",彻底贯彻"未成年人特殊论"这一基本原则,仍有待于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与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就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而言,应围绕"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这一关键要素的量化分析模式展开,在摸索评估客观化、程序化建构的同时,为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存在的"可操作性问题"积累经验。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论确认和追究国家国际犯罪责任制度的可能性

由平等主体组成的国际社会和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法并非不能产生确认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的制度,我们应该从国际法的角度理解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制度,在研究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时,注意区分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与国际侵权行为责任异同.     

论指导性案例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探索和拓展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的基本问题,单纯依靠立法修改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实践中对受案范围的新需求,指导性案例的出现弥补了立法滞后的缺陷。22号、69号和77号指导性案例分别确立了内部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和告知性举报答复行为的可诉标准,畅通了行政相对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实证研究证明了指导性案例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方面发挥了指导效果的结论。探求三个指导性案例背后的逻辑可以发现,对公民、法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是其隐藏条件,这一隐藏标准应是未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研究的重点和改革的方向。     

关于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认证标准已得到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但是在民事推定中也应该引用此标准。为了保证民事推定的判决的公正性，在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的认定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认证标准是现实的、必须的。生效的民事裁判中不符合此标准而认定的事实也不能作为民事推定的基础事实。有关证据法民事推定规则的设计应当对此加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