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式服务: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过渡机制

"后单位时期"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理论上是如何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社会治理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关系特征,该变化是在党、国家与社会三维框架中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依靠"双轨化"的功能结构,一方面选择性地吸收社会力量,实现国家意志向社会"渗入";另一方面以服务为导向,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反哺"社会建设。这一"党社互动"过程可以归纳为"吸纳式服务"。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异地务工人员管理服务创新的案例研究发现,"吸纳式服务"在"双重整合"的运行逻辑下,呈现了"控制-支持"的"重层式"功能特征,有助于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缓解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转型压力。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熟壮大,党组织与社会主体的互动方式将逐渐由"嵌入式引领"为主,向突出"兜底式服务"的方向转变。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党建创新——基于“双整行动”在乌镇推进实践的实证分析

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重要战略资源。我们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地方党建活动。对"双整行动"在乌镇的推进实践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深入剖析基层党建中存在的问题,并从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提出基层党建创新的有效路径。基层党建工作首先要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第二要整合各方力量,形成基层党建一盘棋理念;第三要畅通表达机制,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利益整合功能。     

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调适行动与社会治理的行政化

本文从基层政府的视角出发,以基层政府调适行动这一分析概念解释社会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基于对街道办事处的个案研究发现,由于权力结构的行政主导、行政压力的逐级下压以及基层组织权威的分散化等原因,基层政府组织通过四种方式提升其整合能力和灵活性:第一,行政系统内"非正式"人员的扩张和下沉。第二,以服务型政党建设联结基层"党—政—社"组织。第三,通过行政吸纳社会,发挥核心单位的社会权威。第四,在财政支持和科层压力的基础上,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以上行动在增强基层政府调适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社会治理凸显行政化特点,带来治理成本高、治理方式粗放、治理结构单一等问题。破解行政化治理需要对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进行重新思考,尤其是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方式。同时,以责任清单的方式规范上下级间、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主体间的关系,培育社会自组织能力和服务能力。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

在当下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其背后的问题是现有实践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背离,以及村级治理体系的混乱。既有研究多聚焦在村级治理的微观制度、运作机制方面。但如果将视野放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基层社会"构成"与"整合"的重要政制问题。通过对当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实践类型、成因与制度后果的分析,以及历史上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动员、秩序维护的几种"理想类型"政制方案的考察,可以获得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宏观约束条件:农村的战略定位、国家基础能力和意识形态塑造。依此分析框架,对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可以提出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方案,形成"行政—基层党组织—自治"的三元构造。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及其路径选择

治安治理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时拥有的物质要素的总称。根据治安治理权力所属主体的不同,治安治理资源可分为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国家资源包括执政党权力体系的政治资源和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资源,社会资源包括基层社区的自治资源和以保安组织为代表的市场资源。当前中国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表现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部分: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通过协商沟通机制整合双方力量;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补充。     

基层党组织领导社区网格化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

正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将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推动社区网格化治理,成为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趋势。社区网格化治理打破传统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结构,形成了"党委—政府—社会"三维权力架构,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应对治理主体多元、权力与资源分散、组织结构再造等各种挑战,如何发挥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课题。     

以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常州市金坛区沈渎村“三和”创建的调研

<正>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强调"党的执政根基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在基层",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动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中彰显先进性"。常州市金坛区沈渎村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开展"三和"(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沈渎)创建活动,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     

常态治理与非常态治理如何协同

社会治理的前沿和重心在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也源自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的运行过程,与基层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在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常态治理"碎片化"和非常态治理"动员化"失衡的困境。二者相互掣肘,难以实现相互转换。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当巩固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建立多元主体协调机制,维护"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     

代理人再生产: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实践及其逻辑

在社会治理转型期,国家力量的向下渗透与社会力量的向上生长,会带来哪些新的治理经验?这些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通过对典型个案的研究,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在制度创新的压力与惯习之下,为加强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缓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要求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产的行动策略。这样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产生,是国家在追求发展与威权体制约束下,在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间关系时进行的一种折衷选择,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第三方合作平台,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得以有效聚集,基层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也得以加强。它既展现了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意志及导向性功能,也呈现出社会力量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是如何被吸纳整合,成为政府渗透基层的重要抓手。而要在"强政府"的基本场域下构建形成"强社会"的发展态势,则需要进一步调试各级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扩大资源配给方式的改革面向,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属性。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网格网格“小支部”引领治理“大格局”

<正>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是落实党领导一切政治原则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使得社会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基层也出现了党组织作用"弱化"、党员教育管理"虚化"、党员先锋意识"淡化"等问题,制约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如何更好地激活基层党组织"细胞"、激发社会治理活力,成为     

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发达的农村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也出现了支部选举中贿选现象、党员发展上层化、组织生活形式化、党员关系派性化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促进农村社会的利益整合,重塑村庄政治的公共性,强化对基层党组织的监督、检查和考核来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真正成为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只有基层党组织建设好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以发挥,党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和群众基础都得到了夯实,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农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阶层之间的区隔才能被打破,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正>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以此为指针,澄迈县委组织部创新党建工作,按照基层党组织建设标准化和党建工作规范化要求,全面推行基层党组织七星级评定考核,以"党建+"系列活动为抓手,实现党组织对基层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领,形成了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江阴市徐霞客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动基层治理改革创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徐霞客镇在"1+4"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启动之初就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加强党建带治理,紧扣治理抓党建,不断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建、管、用”力推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正融水以"建、管、用"为主要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有效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力、引领力、战斗力,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建"好基层阵地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基层治理最重要、最活跃的力量,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整合各方资源,建好基层阵地,服务基层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空心村治理探讨

我国城乡由"统筹"发展到"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城乡社会关系认识的升华。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势在必行,通过对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空心村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总结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民主建设经验,从而提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构乡村治理的体制和社会基础,实现社会与现代国家的有机整合的理论设想,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创造力,为农村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