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东亚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美国东亚战略做了新的调整,主要内容包括强化在东亚的军事优势、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推行积极的东亚参与外交。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涉及对华强制性接触、单边压力下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尽管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应该理性看待其影响的限度。     

突破困境——中国周边地缘战略安全环境透析

可以说,世界诸大国中,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安全环境最为恶劣。2.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分布着利害交织的15个国家,其中2个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1.8万多公里海界对面的6个国家中,至少有4个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也与日俱增,这种压力首先表现为中国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频繁爆发,如最近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周边地缘战略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这种严峻形势更加凸显。当前中国的     

“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修辞陷阱及其破解

话语并非完全中性。在特定目标指引下,行为体利用相关话语既可以让他者在新环境下形成特定偏好,也可以改变他者既有偏好,甚至还可以在不改变他者偏好的情况下限制其偏好的实现程度。面对中美互动“接触”框架已消解但还未形成新互动框架的战略现实,美国正试图借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抢先型塑有利于己的两国互动新架构。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中投射了中国是“超越者”与“威胁者”两种形象。定性推理与基本数据分析表明,中美并未进入美国所宣称的“战略竞争”时期。美国提出“中美战略竞争”话语的本质是一种充满话语陷阱的战略修辞行为,目的是利用此种含有特定蕴涵的话语来软制衡中国,动员群众对自身内外政策的支持。中国不加审视地接受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不仅可能会给自身复兴过程带来道义成本,甚至还可能会引发外界制衡,恶化发展环境。中国应该从加强自身发展的话语权建设、切实践行“和平发展”外交话语、主动有为塑造中美关系等方面出发,积极回应美国所提的“中美战略竞争”话语。     

从“应急防御”到“常态进攻”——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转变

21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公共外交发生重要转变,由"接触制衡"转向"超越性接触",由"应急防御"逐渐转向"常态进攻"。防御性的公共外交理念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但仍面临着国际政治体系与秩序、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中美固有矛盾及分歧以及领导人执政理念及个人偏好的制约。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转变具有同步性与协调性,是美国全球战略完善和体系变革的一部分,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调整的必然结果。在新型政治格局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应对这一外交转变,并在对美公共外交中构建适合中国的新型外交模式。     

对中国周边环境新变化的战略思考

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亚洲经济崛起导致世界地缘重心“东移”，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国家引发不同反响，美国着力推进“重返亚太”，全球与地区因素相互叠加，致使中国的周边环境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演变。中国亟需客观冷静与全面地研判周边环境新变化，主动谋划“周边战略”，为“十二五规划”与“重要战略机遇期”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为自身和平发展构筑更加坚实的地缘战略依托，为周边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维持亚洲均势制衡,保持美国战略优势 --重评基辛格对亚洲的均势战略建议

在全面系统分析全球地缘政治现实基础上,基辛格力图为21世纪美国外交决策者提出较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他以现实主义政治观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地区的论述鲜明地阐释出他的外交主张.在亚洲,他主张维持某种均势制衡的手段保持各国相互制衡,从而使美国在此获得相对优势.主张更新美日联盟,持续参与亚洲事务;维持在该地区军事存在,防止任一潜在对手独霸亚洲;要求结合理想主义手段,推进改革美国的现实利益.这些主张,在本质上是为美国谋求在该地区的"温和霸权"或"柔性霸权".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尽管这一战略调整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协调,但更多目的和后果则是遏制中国。中国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最大目标。这不仅导致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将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带来巨大的压力、问题和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它极大地挤压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时空,给中国造成了许多现实压力和潜在威胁。我们应以危机感为基点,认真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过于乐观地看待此问题,其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国家猎头”在行动

现代猎头公司和猎头产业的最初形式是“二战”后期美国的“战争猎头”行为，再逐渐嬗变为商业化的猎头公司，直至发展成为今天人们熟知的猎头产业。“猎头”的精髓在于主动出击、积极搜寻、持续跟踪、千方百计网罗人才，这是一种进攻型的人才竞争行为。“国家猎头”则是由国家主导并主动出击，借鉴猎头机制和路径，动用军事、政治、外交等资源和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网罗、聚集、吸纳高级人才，直接体现国家战略利益和维护国家人才安全的进攻型人才竞争战略。“国家猎头”是国家为从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吸纳人才、挖掘人才、争夺人才而展开的积极的人才竞争战略，是国家人才战略的子战略。     

图谋称霸全球的战略──评美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

1999年12月，美国公布了《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以及政策策略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分析。报告宣称，在人类走向ZI世纪时，美国将奉行与新世纪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战略，这项战略有二个主要目标：加强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推动国外的“民主”与“人权”。实施这项战略的手段是：加强军事实力，致力于美国外交，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稳定，强化世界“民主”力量。美国在世纪之交制订和公布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意在确保新世纪是‘表国世纪”，其霸权心态值得警惕…     

美国＂重返亚洲＂与南海问题复杂化

美国为重返亚洲，宣布了“新军事战略”；为应对中国军事发展产生的影响，又打造出“空海一体战”的对华战略。且为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亦加强与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自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后，日本、印度等区域外大国也随之介入，使南海问题更趋复杂化，加之美菲军演正朝着着眼于中国的多边合作框架转变，故南海领土争议有可能升级为更严重的对抗。     

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

从１９８９年６月开始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较大困难，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是中共十三大以后，尤其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一项重大成就。一、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宣布“制裁”中国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中国采取措施平息政治风波的第二天，即１９８９年６月５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五项对中国实施制裁的行动：（１）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观点

美国对华实施的不是铜墙铁壁的“遏制”,而是给中国穿上了一件国际制度、规则的“紧身衣”。这不是一面遏制之“墙”,而是一个“网兜”,有很多洞眼让我们可以与外部世界连接,同时又有很多“软约束”。这种“规制”才是美国对华战略中最难应对的部分。毕竟,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穿着这件“紧身衣”而不能“裸奔”。     

浅议美国战略重点东移

自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就在这一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的口号。     

美国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与围堵

当前,大国博奔、新冠疫情、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成为影响亚太安全形势的三大因素。其中,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是全局性、关键性变量。2021年以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与美国一道联合遏制中国意图明显,同时,以南海问题与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加大了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竞争导向视角下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转型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以海权为中心的大国海洋竞争日趋激烈，美西方国家对华新冷战思维浓厚，强化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与行动，我国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新挑战。面对海洋安全的新情势，我国应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发扬斗争精神，构建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在战略环境、战略原则、战略任务、战略目标等方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新时代国内外多重因素积聚，为我国构建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提供了巨大动能和支撑条件。构建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在实践中需要坚持海权发展原则，树立海权竞争意识，优化配置海权资源，着力提升海权能力，全面统筹海洋外交，努力为我国海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竞争导向的海权战略有助于促进我国海权的发展与进步，有效规避追赶陷阱，提高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积极塑造新型海洋秩序，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海洋安全公共产品。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观察与思考

2010年以来,伴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展望未来,中美关系的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中美两国应该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而共同努力。     

试论尼克松对华决策机制及其面临的内部反弹——以对台军援问题为中心

出于结束越战和地缘政治考虑，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但因保守派和亲台势力竭力反对，加之两人政治个性等原因，他们在对华决策时选择了相当封闭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机制，并在早期采取了对华秘密接触方式，这导致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极大反弹。秘密外交公开前，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削减对台军援以缓和中美关系问题上曾达成脆弱一致；而秘密外交公开后，军方、保守派、亲台势力则借增加对台军援向白宫发难，以示其被排除在对华决策核心之外的不满及对中美缓和的反对。这说明对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决策机制、秘密外交手段对当时中美关系具有“双刃剑”式的影响。     

战后日本“赔偿外交”及其经济影响

日本将战后赔偿演变成对二战亚洲受害国的外交筹码，形成事实上的“赔偿外交”。“赔偿外交”的成功实施，帮助日本企业重返东南亚，有力促进了日本向重化工业方向的发展，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直接影响了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模式的选择和建立。     

美国抹黑中国的新表现与新特点

近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舆论场上的优势地位展开对华舆论攻势,就病毒来源、疫情发生、疫情信息、中国援助、中国与世卫组织关系等方面肆意抹黑中国、污蔑中国,其种种言行举措呈现出攻击中国政治体制、诋毁中国国际形象、动员美国全社会力量及其他西方国家参与对华舆论战等新特点和新趋向。究其本质,美国特朗普政府因大选需要而甩锅中国,是其直接动因;不断强化对华竞争战略,则是深层根源。如何理性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抹黑污蔑,成为当前中国面对的一大重要考验。     

美国“小圈子”外交的排他性本质和霸权逻辑

近年来，美国以同盟体系、伙伴关系为依托，积极推行“小圈子”外交。“小圈子”外交是指美国推动下的三个及以上国家为赢得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合作。美国“小圈子”外交的实质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工具，服务于美国界定的国家利益。美国推行的“小圈子”外交，对内控制盟友，对外打压竞争对手，以合作之名行对抗之实，危害全球治理，导致地区安全局势紧张、动荡。“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适应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只有避免大国竞争的陷阱，跳出“国强必霸”的惯性思维，才能打破“小圈子”外交的桎梏，切实加强多边合作，走合作共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