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研究述评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论争、“东西文化”论争和“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等几次文化争论。历史证明,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问题,才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与中国文化的走向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差异何在、能否调和,以及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展开了一场论战。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知识分子将国家出路与文化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思考,进而寻求中国文化发展道路而掀起的论争。这场论战发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许多新的特点,它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一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使激进主义势力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有利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化朝激进主义的方…     

从学术价值看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

<正> “五四时期”曾爆发了关于东西文化的激烈论争。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文化战士受到中国当时贫穷落后境况的振撼,力主否定已有的传统文化,全面吸取西方的文化。另一方面,以《东方杂志》主编伧父、《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强调在“重整固有道德”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对这场论争,史学界、文学界似已有定论。《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发表了钱婉约的文章《两种人与两种文化态度——评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对这一论争从学术价值方面进行了     

中国文化研究的春天——读《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的20年,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被人们称作"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而且当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由邵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一书,对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论争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从中我们可以领略20年来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面临的主要问题,并进而对21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与发展前景作出正确的估计.全书70余万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派别为线索,分别对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道教、佛教和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情况作了总结;下篇以问题为中心,分别围绕文化理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精神、"五四"精神、中西文化比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理清文化论争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分析各种观点的长短得失,并对深化中国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意见.纵观这部著作,我们认为它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论杨明斋的儒家文化观

杨明斋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五四文化论争时期,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杨明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中国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寻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文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综述

当中国近代社会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一炮轰开以后，西方文化就蜂拥而入，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开始了文化上的思索。中国文化的命运如何？它将如何发展？这是近百年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直到如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化，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空前广泛，许多海内外学者就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一，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     

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文学经典的构成和特征

文学经典是文学传统传承与发展的基石,是我们进行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文学经典在当代的文化论争当中成为一个被过度使用而又语焉不详的概念。本文首先清理文学经典的含义,进而从典范性、原创性、时空的跨越性、意义阐释的开放性四个方面探讨了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     

艾思奇早期传统文化观

文章主要论述的是民主革命时期艾思奇的传统文化观.中华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然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洞开,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被排除在世界文化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面对着融入世界还是回归传统,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迫使当时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做出文化选择.艾思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上,遵循世界文化发展的通则,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姿态,构筑了全面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他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积极参与思想文化论争,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实践,认真总结文化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文化思想透视

文化问题是张君劢思考中国近代化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并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张的文化思考是对五四“新青年”文化思考的进一步深化 ,这种深化将使建设中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化方向更为贴近。     

论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起点和认识基础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对中国近代史上“古今中西”文化论争的理论总结。同时,毛泽东的文化观也是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始,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党第二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构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并成为我们党文化理论的历史起点和认识基础。实质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对毛泽东文化观的深度延伸和广度拓展。     

论中国文化理论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创新

通过对中国文化理论建设的历史演进分析指出,中国文化在经过近百年的论争后,已由过去的旧系统的摧毁阶段进入到新文化理论的建设阶段。中国新文化建设不仅要在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走中西文化融合、综合创新之路,推动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建设,而且要结合时代发展要求,推动理论建设成果走向大众化。唯有如此,才能迎来中国文化理论建设的高潮,这对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适文化观及其全盘西化论研究

<正> 从二十至三十年代绵延不断的文化论争,虽然它们具体社会背景有些变动,但从新文化运动自身来说,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以及如何建设等问题,始终是文化论争的重心,是五四时代遗留的历时弥久而益新的问题.胡适就很敏感地说过:“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①对这个问题,茅盾先生在三十年代更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五四'时代初期的反封建的色彩,是明明白白的;但是‘反'了以后     

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应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庄文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五大已作了科学的阐述。但在现实中，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与主张仍多有不尽一致之处。笔者在此略陈所思，就教于方家。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有学者认为，只有...     

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生青年社团,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其成员后来又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成立、活动以及后来在学会中所发生的思想论争和组织分裂,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有着很大的启示。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主流地位之变迁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几乎等同于主流文化;近代以来其主流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精英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传统与西化间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很难形成共识,传统与激进并存。在文化多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我们致力于构建主流文化,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从中寻找其价值和根据。     

审慎对待“西方”与“传统”——近代东西文化论争的历史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下人们争论的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与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东西文化论争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存在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资源，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持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应审填对待“西方”与“传统”。     

自我作对的文学理论--2005年文艺学前沿研究报告

2005年,文艺学界围绕“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学经典的终结”、“文学与图像的战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些论争解构有余,建构不足,甚至不顾基本文学事实。文学理论的自我作对者,尚未诀别“稗贩”西学的历史。所谓的“热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研究”者人为制造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现实中提炼出真问题,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创造或突破。     

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

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展开的。这一论争,对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工作者来讲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