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规则之探索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开展一系列制度性改革,其中"和谐司法"、"认罪认罚从宽"、"恢复性司法"等缓和性司法理念与制度正在全面铺开。某些缓和性刑事政策需要被追诉方的品格加以佐证支撑,以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度量。因此了解和审查被追诉方品格因素就显得很关键。品格证据可以对被告人刑事责任承担产生较大影响。故研究品格证据,可在理论上界定品格证据含义特征,探究域外规则发展路径,归纳我国建立该规则的可行建议,完善我国证据规则体系。     

从简帛史料看中国古代司法思想

"公正"与"和谐"是中国司法传统的核心价值,简帛中体现的司法理念充分表达了这两种核心价值。"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司法官员戒贪防腐、消除私情私欲、秉公从事司法活动;"司法和谐"的理念要求通过一种人道、公正的刑罚手段及"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来促进社会和谐,并通过一种顺应自然秩序的司法措施最终达到宇宙自然秩序的和谐。     

论和谐司法当代释义与进路

"和谐司法"是指在法治社会框架下,遵循公平、效率和人权的价值导向,以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均衡统一为目标指向的司法权运行状态。强调人本理念,公平、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的理念以及着眼化解现实矛盾的司法实践理念是当代和谐司法的重要特质。然而,当下尚存在诸多影响和谐司法的现实困境。为此,坚守"不告不理"及"司法为民"的基本司法原则,建立合理的司法权力配置机制及外部沟通机制,推进司法职业化进程、建立科学的司法职业伦理将成为我国和谐司法的重要进路。     

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建构的关系

司法权威在一个社会的强弱程度是追求法治国家法治程度的坐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公正的基础,是司法权威追逐的首要目标。我国长期以来将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隔裂,片面强调司法权威,忽略了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司法公信力的弱化趋势将损害法律权威,不利于社会法律意识的巩固和提高。同时应警惕"街头公正"异化而催生法律虚无主义的回潮和泛滥,冲击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建设。因此,我国应加快司法改革以建构司法公信力。     

论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隐忧

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是此轮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普遍观点认为,此举可有效破解长期影响我国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审判管理行政化,且能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司法公正。受制于现行体制,新的司法管辖制度以及为实现该制度而先行的"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措施可能难以实现其实施的初衷,且可能导致新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以及新一轮司法资源的浪费。对此,可以从培育精英化的法官群体、推进法院内部司法行政管理独立运行、增强法院与社会的亲近性三个层次配套推进制度建设,以实现改革目的。     

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公安执法实践初探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必要举措。公安机关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时,必须转变观念,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目标,借鉴恢复性司法制度,积极探索轻微刑事、治安案件非司法化处置的有效形式,改进羁押性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刑罚执行方式,进一步深化适用违法犯罪人员非监禁化处遇措施。     

在维权与维稳之间寻求平衡——论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选择

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维权和维稳构成改革措施正当性的独立理由。司法维权与司法维稳的一致性获得充分肯认,而其内在差异则被忽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性和稳定性,使司法改革在总体上显得莽撞和冒进。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必须立基于"维权"与"维稳"双重考量之上,在司法程序的刚性与多样性之间、司法的消极属性与能动司法之间、司法独立与司法民主之间寻求平衡。     

论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

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复杂曲折历程催生了不同的理论框架。作为反映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过程的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其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彰显司法"定纷止争、权利救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维护公平、守卫正义、促进和谐、增进人民福祉"的功能。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传统法律文化的制约,外发式、激进式改革思路的误导与司法权威缺失等困境。司法现代化转型既有当下现实的必要性,又有法治理论与实践上的正当性。我国司法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价值目标转型、职权模式转型、保障机制转型、人事管理机制职业化转型和司法应用技术手段革新。     

司法改革的难点和路径在哪里

<正>司法攸关国家长治、社会秩序安定与人权保障,其重要性如当年伍廷芳指出的那样:"司法者,全国治体命脉所系,非从表面皮相者也。"司法既如此重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变化,革故鼎新就势所必需。多年来社会各界倡言"司法改革",立法与司法机关也不断推动改革进程,每年"两会"许多代表和委员也都颇为关注司法改革,这些都无不源于对司法以及司法改革重要性的体察。     

司法体制的四大矛盾与四大不足

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按其内容和轻重，可划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二是司法职能改革；三是司法机制改革；四是司法管理改革。这其中，司法体制的改革最为关键。进行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首先要深刻认识体制中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目前的司法体制存在四个矛盾：一是司法的国家性与司法的地方化之间的矛盾；二是司法的开放性与司法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三是司法的职业性与司法的民主性之间的矛盾；四是司法的非行政性与司法的行政化之间的矛盾。     

和谐司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龙大轩、孙启福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古往今来，法与理、公正与效率、援弱济困与法律平等保护、诉讼至上与多元解纷之间的文化冲突，从未断绝，和谐司法正是化解其间矛盾的价值统率。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对和谐的追求一以贯之，形成独特的司法文化传统，至清末法制改革而终结。当代社会明确提出和谐司法，不仅是对曾经中断的传统进行继承和发扬，对现实司法理念的提升和司法状况的改善，更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事实审、法律审分离模式之提倡

宏观层面,表征我国此轮司法改革"专业化"及"民主化"两大维度的员额制与陪审制并行不悖,且互为制衡、互为依托,都服务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总体改革目标。微观层面,以司法民主化为前提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应从立法角度合理预判司法民主化与司法专业化之间存在的技术兼容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目前正在逐步落实推进的事实审、法律审分离模式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对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量

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实现了诉讼与非诉讼的无缝对接,是一次重大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其司法运行过程中亦暴露出诸多问题,如何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法治中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补齐司法行为“短板”

正规范司法行为,是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和廉洁司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保障,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内容。司法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台湾地区“逐步废止死刑政策”之解读及其借鉴

本文系统概括了台湾地区死刑政策的演进历程,全面分析了"逐步废止死刑政策"的体系层次与实际贯彻,并加以合理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及时修正大陆地区的死刑政策,确立"逐步废止死刑"的基本政策,强调死刑制度改革的层次性、重点性和系统性,从刑事立法、司法、执行和被害人保护四个层面不断推进死刑制度改革。     

打通司法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省检察院推动内设机构改革纪实

正在司法体制改革大潮中,吉林省检察机关在深入推进中央部署四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任务的同时,坚持省院带头、以上率下、三级联动,扎实推进内设机构改革,与人员分类管理、落实司法责任、加强监督制约改革同步,形成了"四位一体"改革模式,打通了司法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检察院科级干部孟兰星去年从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司法公开

《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这一原则与依法独立审判、辩护等原则一并成为宪法规定的为数不多的司法原则,充分表现了司法公开对司法制度乃至国家政治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结合多年司法改革实践,本文对司法公开的基本功能、改革所遇障碍、具体改革举措等略加论述。一、司法公开的基本功能贯彻落实司法公开的宪法原则,首先要搞清楚司法公开的功能。通常人们会强调司法公开的     

推进司法改革应重点把握好几个关系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三中全会明确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司法改革目标,四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又进行了具体部署,提出"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应该说,司法体制改革既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     

司法公开,正在走进现代社会生活

<正>近些年来,"司法公正"已经成为社会对司法机关的共同期盼,也成为司法机关难言之痛。随着社会信息化平台的迅猛发展,一些负面案例被频频曝光,在社会上产生了负面效应,给司法机关形象造成了损害,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司法活动的核心在于如何将法律公正地施于每一位当事人,无论是深化司法改革,推进司法队伍建设,还是具体的司法业     

法官员额制之异化风险与未来路径

法官员额制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施行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基于经验研究与逻辑思辨之方法,透析改革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法官离职现象""案多人少状况""司法效率低下""法院行政化""模糊职责定位"等,挖掘改革本身不完善之处,如"传统行政化体制""资源配置不协调""选任标准固化"等,剖析制度异化的根本问题,如"改革限制与逻辑悖论""重构秩序的杂乱困境""改革过程障碍""改革程序非实质性""改革制度滞后性与不确定性"等,最终确定适合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基本向度,包括加强审判独立理念、优化法院资源配置、迈向精英司法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