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主义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罪魁

宗族制度和宗族主义在我国历史上拥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而言,宗族主义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其正面影响表现为宗族势力的加入,成为"拜上帝教"实力急剧增长、金田起义得以发动的重要因素;消极影响是太平天国内部宗族矛盾激化,导致领导集团各派宗族势力过早摊牌,从而酿成大规模的血腥残杀,断送了太平天国的前途。宗族斗争的发生率并没有阶级或者阶层差别;权位越高、宗族势力越大,斗争的频率越高,斗争的后果越发严重。斗争手段残酷程度的升级,必然成为利益关系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的唯一手段。我们当前最需要注意的是,宗族势力在现代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中的复活及其消极影响。     

村庄参与中的差别化接纳——江西省农村外嫁女集体回娘家活动研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外嫁女与娘家村庄的关系逐渐发生改变。本文运用"接纳度"和"同等性"两个维度相结合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江西省四个村庄集体回娘家活动,呈现外嫁女在村庄参与中的身份问题。研究发现,外嫁女通过集体回娘家活动改变了其参与村庄事务的实质性缺席和象征性参与的状态,借助亲情表达和仪式认可被重新接纳为娘家村庄的成员。不过,与男性相比,这种接纳属于差别化接纳,具有功利性、暂时性和尊卑有别的特征。同时,这种差别化接纳隐匿于亲情联结和个体平等的叙事中,并未被活动参与主体明确意识到。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走出弗里德曼宗族研究困境：从“分离说”到“配套说”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分离说",表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分离,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现象,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本特征。相较于"分离说",明清时期海南宗族社会的发展状况,体现出国家(上层)与地方社会(基层)之间、官方(官僚体制)与民间(宗族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套和双向互动,可以视为一种"配套说"。"配套说"超越了"分离说"以乡村宗族为主体社会结构的研究范式,将宗族置于不同层级的、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相匹配的结构体系中去,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也更有效解释中国宗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由此,对当前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进行以下思考:在人类学研究上,需要重新反思其发展历程,加强向上研究,走出乡村,促进多学科合作研究;在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研究上,需要走出西方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局限,从中国二元社会的结构特质,理解官方社会与非官方社会的联系与互动对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国家与乡村社会揉合下的宗族:一种历史的反思

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对宗族的建构及现代变迁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宗族的生成、发展及现代的变迁,都受国家力量的影响,但同时宗族又是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农民对互助协济和村庄秩序需求自我满足的村落共同体。借助对宗族组织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组织形式中发育出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新型农民组织。     

宗族、国家与社会三重认同下的村治逻辑——兼论乡村治理研究的经验本位性

从宗族、自然村和村“两委”三个层面来看,赣中农村地区展现的农民的宗族、社区和国家认同较强,此村庄社会基础塑造了其特定的乡村治理逻辑。对研究者而言,只有将经验置于本体性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农村生活内部性视角,方可能理解其治理逻辑,避免对经验的切割与想象。真正深入经验,研究经验,而非将经验当作一种附庸风雅的装饰,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

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漫长历史的乡村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在形式上已经消失,而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于乡村生活的许多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宗族出现了复兴和重建的现象。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具有典型性个案的研究,说明了宗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及其在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闽南农村宗族互助养老:内在基因、现实困境及功能发挥

闽南宗族文化是宗族组织内在基因的呈现,既传承着中华传统乡土文化的秉性,又兼备闽南地区的特质.承载文化记忆的内在基因构建组织制度,培育"人情"价值观,织密多缘组织网络,发挥着凝聚、教化、导向、调节等功能,形塑出"角色型""制度型"两种宗族互助养老方式.随着社会变迁,传统宗族互助养老面临着人口流动、礼俗褪化、机制不适、供需...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文化实践：“边汉社会”的又一类型及概念再思——兼与石峰教授讨论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祖先是畏兀儿人，明初来自哈密。他们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初年在军事领域里取得了成功，并将这种成功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兼象征资本投入到宗族建设中，使得宗族制度及其实践延伸到河西走廊，在那里创造了中心地区汉人移民边疆之外又一类型的＂边汉社会”。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一套符号表征系统，它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意味着被汉化的可能。达氏世系群通过军功与宗族建设，参与了帝国的边疆变成华夏或中华的历史叙事和过程。客观而言，宗族制度及其实践是军事之外的一个配套工程。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判断边汉社会存在与否的关键。但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可以超越种族而生存和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通过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即在宗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作用下,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如何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参与模式。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缺乏官民充分沟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宗族是村民分享政治生活、集体抵御国家权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宗族成长、植根于乡土中国、适应中国乡民的传统习俗，改造乡村必先改造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宗族死灰复燃的情况下，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更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和谐与冲突:晚清武昌府宗族与列女之关系

本文以晚清武昌府为历史背景,探讨了宗族与列女的和谐与冲突之关系.我们认为,在宗族的强势面前,作为女性群体的列女并非处于"失语"的位置,恰恰相反,她们经常参与家庭、宗族和社会事务,她们是历史中"活着"的群体,是历史的参与者.     

农村的宗族问题现状及其治理——以广东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复兴的宗族已成为全方位渗透到我国农村社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随着广东农村宗族的复兴及变异,其宗族问题也呈现出新的面貌.对该问题历史由来和现今表现的全面梳理,是构思治理对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同时,治理成效上的突破有赖于超越旧思维的重新审视,尤其应认识到宗族是一种资源并可加以引导.     

宪政维度下村民宗族思想对村民自治的影响研究

宗族思想是在我国长久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演变并保留下来的一种群体意识和思想,这种意识集中的体现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宗族思想对我国村民自治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一种存在于农村的普遍问题。在宪政的角度下分析农村宗族思想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我们需要对宗族思想的存在背景和原因进行分析,对村民自治的内涵和模式有所了解,对于宪法关于二者的规定有详细的了解,才能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探讨和研究。     

论宗族观念及其文化对我国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今天,宗族观念和文化的影响仍时隐时现,在我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都有体现,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有组织的宗族活动、自给自足的城镇社会组织、有形无形的家庭势力、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这些残余影响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     

社会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划分

社会行动单位既是一个数量概念,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数量概念表示,社会行动单位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关系范畴则表明,某一区域内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从村庄层面看,社会行动单位具体为村庄行动者.依此界定,村庄行动者可分为宗族、户族、小亲族和个体家庭四种类型,相应地,村庄亦可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     

宗族伦理的当代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传统宗族伦理以儒家伦理为基础,以＂孝＂为核心,衍化出＂忠＂、＂仁＂等伦理规范。当代宗族伦理在继承传统宗族伦理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时代形势的修改,表现出男女平等、代际平等、倡导遵纪守法等新的特点。当代宗族伦理在构建新型家庭伦理、维护农村地区社会秩序,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浅析仫佬族传统社会组织“冬”的现状——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大梧屯三个“冬”为例

"冬"是仫佬族特定区域内的传统社会组织,"冬"的地缘性及血缘性特征不同侧重情况是其用以区别自身与"宗族"异同的标准之一。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如今在仫佬族地区,"冬"的特指类似于宗族组织;"冬"的边界与功能缩小;各"冬"权威人之间在重修宗支簿过程中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