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视角下中国传统行政道德思想与当代政府文化的培育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是培育当代政府文化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整体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作为“硬实力”的政府制度建设；二是作为“软实力”的政府文化建设。政府文化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软实力”和核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优秀的传统行政道德思想，积极培育当代政府文化，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行政自制的主体觉性研究

中国传统儒学孟子性善论思想能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中提供深刻有益的启发,提高行政主体的思想道德水平。把孟子性善论思想作为行政自制理论的基础进行探究,因为该思想促进行政主体更好的进行自我控制,做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行政行为,营造良好的精神家园。据此,在实践中深化道德基础的三点具体措施,即：确立和实现行政主体的善意行政意识、完善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和提高行政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社会转型期行政人员道德人格探微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行政人员的道德人格出现多样化,“权威型人格”、“依附型人格”及“多重人格”等道德人格不同程度存在。行政人员道德人格的多样化,既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建设与发展服务型政府,是培养行政人员自主道德人格的关键。     

论行政道德

“道德是一种在行为中造成正确选择的习惯,并且这种选择乃是一种合理的欲望。”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给道德下的定义。唐朝哲学家韩愈认为：“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尽管中西文化有很大差异,在基本道德准则上,是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正因为这样不同的文化都在不约而同地创造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职业道德,正是依靠法律约束力和职业道德的支撑力,使一个行业健康地发展。政府是一个国家、社会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有其行政道德准则规范政     

论行政道德

“道德是一种在行为中造成正确选择的习惯,并且这种选择乃是一种合理的欲望。”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给道德下的定义。唐朝哲学家韩愈认为：“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尽管中西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在基本道德准则上,还是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正因为这种不同的文化都在不约而同地创造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职业道德,正是依靠法律约束力和职业道德的支撑力,使一个行业得以健康发展。政府是一个国家、社会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有其行政道德准则规范政府机关人员和行政     

中西政治文化语境下行政道德责任的比较与建构

政治文化对行政道德责任的影响全面而又深远,行政道德责任在中西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在西方契约型政治文化语境下的行政道德责任,其责任归宿带有明显的法制化倾向;中国传统等级制政治文化语境下,行政道德责任的责任归宿带有鲜明的自律本位倾向。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下的行政道德责任,必须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交融,以实现从道德理性到制度理性的新超越。     

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探析

当前中国行政失范、官员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研究迫在眉睫。在行政伦理的建设中,鉴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的差异,既要借鉴西方行政伦理的研究成果,更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深入挖掘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先秦儒家的行政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对促进我国行政伦理特别是官德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先秦儒家的行政伦理思想进行梳理、诠释、挖掘,揭示其思想精华及内在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从思想政治工作到行政文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转型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和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政党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和社会从整体到个体的转变,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对人民群众和公务员群体双重作用缺失的困境。行政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共同的属性,是对传统思政工作的创新和超越。因此,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应不断加强服务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民主型行政文化和科学型行政文化的建设。     

浅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革新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科学的“权力民授”思想、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设计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法制建设的新局面,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这一系列管理思想、原则、方法的提出和创立,对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专制”、“人治”、“官本位”等消极因子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塑造了一种民主型、法治型、服务型的新型行政文化。     

浅谈行政道德制度化

行政道德制度化是行政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行政道德制度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于 :道德制度化是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 ;行政道德制度化是国家公务员职业特性的内在要求 ,是发达国家进行行政道德建设的重要措施。我们在加强对公务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 ,也要抓紧行政道德制度化工作 ,当今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 :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实行行政道德规范法律化、健全行政道德监督机制。     

透析传统行政文化及其现代走向

传统行政文化以封闭停滞的小农经济为根基,以封建官僚为载体,以儒家文化为其内核。作为行政思想历史积淀的行政心理和行政心理外化的行政观念,对政府机构改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社会变迁的加剧,对行政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更新的重要关头。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管理活动各方面发展的需求,中国行政文化正在实现转变,探讨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走向问题,实现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冲突中的统一,对于加强我国现代行政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行政伦理规范应为模式与教育者道德素质实践

本文所探讨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行政伦理规范是指“应为”模式的非强制性道德行为规范。儒家行政伦理规范思想在道德原则的问题上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札”为道德规范的独特的结构体系。在现代社会传承这些思想对于提升高校教育者道德素质，规范高校教育者的行为，防止行为“道德失范”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构建责任政府的行政文化剖析与求解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其实现离不开特定的行政文化环境,然而传统行政文化对实现责任政府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构筑新型的责任行政文化成为实现责任政府的必要部分。     

孟子“仁政”学说与现代小康社会

孟子“仁政”学说是其治国的理论基础 ,也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部分。孟子以民为本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 ,也是孟子思想的精华。他的“仁政”理论对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积极的启示     

从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入手控制我国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过高,已成为影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行政成本控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行政伦理失范必然造成行政成本扩张。目前我国行政道德责任缺失和伦理失范的现象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的行政成本偏高、增长过快。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最主要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制度缺陷和价值观转变。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一是逐步使公职人员道德要求法制化,二是要加强自律养成,三是努力营造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四是改善公务人员生存和发展环境,五是建立行政伦理的社会监督机制。     

为旧观念定式刹车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一了，世情变了，我国政府传统的行政观念也该变一变了。这里所指的传统行政观念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理念、行政思维和行为习惯。WTO的透明度原则虽然主要是规范国际贸易领域的行为准则，但是其原则精神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和指挥的，对行为的规范，换句话说，在深层次上就是对思想观念的约束。面对WTO的透明原则，要改变政府行政行为方式，难道传统的政府行政观念就能无动于衷么？WTO的透明原则贯穿了行政民主化的精神，就是…     

孟子的“善治”思想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是指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价值精神思想。他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广内在善端的方式来论证人性善，为善治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以追求“仁政”为最高行政目标的善治理想为统治者提供了善治的基本规范；他追求以“养浩然之气”为基础的道德自律，主张清心寡欲、改过自新、道德磨砺等修养方法。     

孔子视域中的行政价值取向及其现代转换

孔子的行政价值取向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加以探讨:一是在行政系统上,“民无信不立”的价值取向;二是在行政主体上,“子帅以正”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对其所涉及的范畴和思想所进行尝试性的现代转换,对中国行政价值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意义。     

后“非典”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

“非典型肺炎”疫情危机 ,在对公众健康、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 ,也促使人们对政府管理、传统生活方式乃至公众思维等方面进行反思。就政府管理而言 ,“非典”疫情昭示我们 ,后“非典”时期的中国行政管理必须实行四大方面的变革 :从行政信息专属到行政信息公开、从常态管理到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并重、从借助传统政治优势到建立制度化的治理合作伙伴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忽视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到全面关注行政管理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