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修大型清史传承中华文明

中国历史上近600年来曾四次修史。第一次是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打下大都(元都城),立即下令为元朝修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入关后不久,就下令收集整理档案文献为明朝修史,历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时修成明史;第三次是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14年修成《清史稿》。现在是第四次国家修史,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为清代修史。与以往相比,这次修史具有本质不同的意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做好《清史》纂修的组织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清史》纂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组长:孙家正文化部部长副组长:周和平文化部副部长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更名及调整组成人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为进一步加强对清史纂修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切实做好清史纂修的组织工作,经国务院批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对外称中国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清史编纂委员会更名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对外称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同时,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对国     

戴逸与《清史》的 半世情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史所所长戴逸的一生与清史研究有割不断的联系。2003年1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有如饥似渴的学习态度,解决“我要学”的问题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首先要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坚决纠正轻视理论、忽视学习的错误倾向,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干部“要我学”还是“我要学”的问题。在“三讲”集中教育中,不少领导干部在查摆问题时,对学习不重视是查摆的第一个问题;在分析原因时,学习不深入是产生     

公安理论研究工作的若干基本问题

公安理论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事业发展进步的先导。加强和改进公安理论研究工作，要充分认识公安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解决好“为什么”的问题；要正确把握公安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解决好“做什么”的问题；要不断提升公安理论研究的层次和水平，解决好“怎么做”的问题；要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公安理论研究人才队伍，解决好“由谁做”的问题。     

对公安交通管理基层基础工作的思考

公安交通管理基层基础工作,是公安基层基础工作的组成部分。针对当前公安交通管理“双基”工作存在的问题,一要认清形势,高度重视“双基”工作。二要明确职责,强化考核机制。三要构建交管“双基”工作网络。四要多管齐下,推进交管“双基”工作。五要合理调配警力,充实基层。六要科技强警,提高“双基”工作效率。     

中国当代文学的三套圈环

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或学科建设刻不容缓。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革新文学观念,尤其是要革新文学史观,改变传统的文学史布局结构、分类方式与编写方法,给纪实文学以应有的规格和地位。要达此目的,首先要认识“大文学”、“严肃文学”、“纪实文学”这三个种属不同的概念,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它们如三套圈环,既环环相扣,又逐层递进。即：“大文学”中包括“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严肃文学”中包括“纪实文学”与部分“虚构文学”;“纪实文学”中包括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等。其次,要正视目前“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三足鼎立的文化生态与文学现实。     

机关帮建基层的好时机

从部队落实“双向讲评”的情况看，当前应着重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解决“敢讲”的问题。目前，“双向讲评”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敢讲问题，机关讲基层的问题怕得罪人，基层讲机关的问题怕机关给“小鞋”穿，于是乎总结成绩滔滔不绝，点评问题轻描淡写，往往把“双向讲评”会开成评功摆好会。解决不敢讲的问题，首先，要靠教育统一思想。要教育机关和基层干部充分认清“双向讲评”是推动工作、促进建设的一种活动和载体，从而以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精神，放下思想包袱，     

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问题意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树立“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推动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好”,“把当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论

本文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详细勾勒了自宋元迄民国贵州地方志各阶段发展的具体面相,认为贵州方志的远源可追溯至《华阳国志》,正式出现则在宋代。元代继续发展,明代基本定型,清代鼎盛而有所提高,民国出现新的转型性变化。大量的地方志乘的修纂,既体现了传统史学顽强保存文化记忆的历史性特征,同时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除了方志自身内部的发展理路外,行政理性力量的介入推动,地方文化意识的自我觉醒,传统士大夫立言不朽的价值诉求,都促进了志乘事业的发展。作为地方性知识宝库的志书文本,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政治之隆替,文化之盛衰,经济之荣瘁,民生之忧戚,均可依据相应的方隅区划考而得之。     

论档案的合作编研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 ,作为深层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重要方式的合作编研 ,其方式、内容及价值远超旧时之编纂。它力图以新的思维方式 ,激发档案编研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立体开发档案信息 ,成为编研社会化的必由之路。     

一套廉价的数码编辑系统

随着数码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购买了数码摄像机，但数码录像带的资料编辑和保存却令人头痛。如果购买数码专用编辑设备，则价格昂贵难以承受，且数码录像带的消耗量也很大，一盘数码带都在百元以上，能不能采取折衷的办法呢？办法是有的，采用家用电脑配备相应数码捕捉卡刻录设备，就可解决这一问题。具体的方法如下：配一台家用多媒体电脑，一般价格为８０００元左右，配置如下，ＣＰＵ：ＰⅢ８００ＥＢ内存：１２８Ｍ硬盘：可大一点，采用３０Ｇ或４５Ｇ７２００转的ＩＢＭ的ｄｅｓｋｓｔａｒ硬盘显卡：可采用ＴＮＴ２的显卡…     

试论警用双语专科词典的编纂

编纂警用双语专科词典必须首先了解专科词典的性质,组成合理的编纂队伍。编纂警用双语专科词典应考虑词目的选择、次词目的编排、词条的解释和例句的配置等问题。     

1947-1948年《诗创造》目录辑校

《诗创造》是刊发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刊物之一.该刊于1947年7月创刊,1948年10月被查封,前后共出刊16期.第一卷共计12期,第二卷共计4期.《诗创造》中刊载的内容基本分为国内诗人作品、外国诗人译作、理论及评介文章三个部分.《诗创造》共计刊发了475篇作品,其中国内诗人诗作352篇,国外诗人译作70篇,理论与评介文章29篇,编者刊发的《编余小记》《诗人与书》等系列专栏文章24篇.在《诗创造》中,“九叶诗派”的诗人杭约赫、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袁可嘉6位诗人共发表了30篇作品,其中21篇是原创诗作,3篇是翻译作品,6篇是理论与评介文章.     

民法典编纂人格权的体例安排综述

民法典总则的编纂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而学界关于民法典应当展现的具体形态还存在诸多分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民法学者对于民法典应当如何编纂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讨论,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格权法在法典中的位置和内容的编排远没有达成一致。应当确定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应有地位和具体内容安排,以加速民法典编纂的进程。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中国探望权制度的重构

我国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确立了探望权制度。这一制度是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完善,是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父或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实现,保障其子女的健康成长,对离异后父母子女关系的维系具有重要意义。探望权是基于血缘关系基础形成的亲权法律关系的内容,但我国婚姻法将探望权制度归类到离婚制度,按此该权利行使的前提条件为"离婚后",权利行使的主体为不与未成年人一起生活的父或母。该内容所处篇章结构不宜,适用条件错误,权利主体较窄。《民法典草案稿》婚姻家庭编中增加了隔代探望的内容,虽丰富了权利主体,但仍将探望权归于离婚制度,隔代探望的规范过于简单。鉴于探望权制度对完善我国亲权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应重新归类并完善内容,重构我国探望权法律制度。     

Innovation——the Soul of World Expos

The telephone, light bulb, steam engine,levision... many revolutionary new technologies have debuted at World Expos over the past one anda half centuries.     

日据初期台湾的书房调查及殖民地教育整编

日据初期,日本殖民者在台殖民地教育面临着传统书房的激烈竞争,为了应对传统汉学教育的挑战,台湾总督府开展了全岛性的书房调查和整顿工作,对书房进行了所谓改良,意图改变书房作为汉学传播及中华文化留存之地的状况,推进台湾教育的殖民地化。书房改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书房的原生状态,日语和日式同化教育开始渗透进来,其带来的影响,似不可低估。     

刑事诉讼辩护思维模式与谋略——法律人思维模式探索之一

刑事诉讼活动中辩护人的思维活动有其规律性,从逻辑上加以分析就是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一个辩护的"前提审理"和辩护的"层面确定"双维的逻辑结构,各种辩护论点及其分论点即产生于这一基本模式.从辩护人在辩护过程中的谋略选择看,尽管因案情各异而多有不同,但难免脱胎于这一基本的思维模式或逻辑结构.这些可以从经典辩护案例的分析中得以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