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的客体向度——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侧重于从客体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阐发,并就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诠释.马克思哲学侧重于社会实践的主体向度,恩格斯哲学侧重于哲学的一般客体向度,这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路的不同点.正确认识这种不同点,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     

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看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归之为"社会革命"的范畴.按照这一观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不同政治力量通过政府发挥的作用是驱动变革的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从这一社会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从马克思的"公仆"观到江泽民的"代表"观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动力的理论 ,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的理论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论 ,对于我们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指导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与时俱进的群众观 ,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分析范式

社会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中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生成逻辑看，经历了发轫、确立、发展和进一步完善四个时期，构成以历史唯物主义演进为主线，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目的，不断形成总体性研究思维的过程。从其思想要义看，形成了以革命生成论、革命主体论、革命形式论和革命目的论“四位一体”为架构的理论逻辑体系。从其分析范式看，形成了现代性批判、人民性取向、世界历史视角“三位一体”的研究逻辑。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当代发展，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开辟伟大社会革命新境界。     

社会理论建构与唯物史观的发展———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内涵

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之所以发展滞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理论的缺失。社会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人文社会科学衔接的中介,历史唯物主义需要通过社会理论,才能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精华,从而进行创新发展。从方法论、具体内涵,以及思想史和实践意义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与古典社会理论具有同构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支持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特的社会理论意义,其方法论核心是社会历史结构分析。因此,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的突破点在于,要以社会结构“解剖”为逻辑中轴,建构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此基础上,方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对平衡的历史发展观——唯物史观主客体二向度构局的历史分析

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无产阶级解放的主体向度和经济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等构成的客体向度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从初创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至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两个向度基本平衡的构局的努力中,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与客体向度相反,竭力彰显了相对失衡的无产阶级解放的主体向度。从巴黎公社时期至《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摆脱了前期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倾向,给予了主体向度以相对独立性的历史地位的指证。恩格斯晚年提出了合力论,它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在主客体向度关系上的观点基本成熟,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对平衡的历史发展观基本形成。     

为民造福的生成前提、内容向度与实践理路

回答幸福“从何而来、如何提升”问题,是厘清人民幸福生成逻辑,把握幸福发展规律,持续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落实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造福”使命的理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现实生活是人民幸福的发生场域,满足需要是人民幸福感的产生前提,劳动则是满足需要的实践基础和实现幸福的保障条件。因此,为民造福需把握实现人民幸福的基础向度、成就向度和保障向度,立足现实生活,持续改善民生,提升满足能力,循序满足需要,优化劳动环境,创造美好生活,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的幸福感,提升为民造福的能力和水平。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重向度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独特的逻辑运演,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充满批判与建构的双向过程。具体而言,从哲学向度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主要体现在通过实践原则超越抽象原则,揭露现代社会的现实状况;从经济学向度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主要体现在通过社会变革颠覆资本逻辑,揭示现代性的深层根源;从人学向度分析,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主要体现在通过摒除一切束缚和奴役人的异化力量,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目的的学说。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群众概念关涉

意识形态与群众都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极其重要的概念,由于马克思没有明确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等原因,导致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解读存在着明显的割裂化倾向。穿透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与群众概念的文本论述,特别是把群众概念置于意识形态视域中,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在阐述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时,分别在群众的历史向度、价值向度、实践向度等视角上展现出群众是意识形态哲学批判的依托工具,是意识形态理论类别辨析的崭新视角,是意识形态功能彰显主要对象的鲜明意蕴。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概念之间蕴含的奥妙所在,对于深化理解这两个不同概念以及开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新视角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知识产权

从表面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不十分关注财产制度,但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与知识产权无关;相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把握和理解财产权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知识产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仍具有积极意义。     

从孔德到吉登斯——社会秩序思想演化路径

自社会学诞生,社会秩序就是其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学家把社会秩序看做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各个时期的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分化与社会秩序；理性化与社会秩序；个体化与社会秩序.不同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秩序问题的理论逻辑建构各有特色,但综合来看,都密切关注到了原有的社会共同体正在瓦解,并引发社会的原子化和社会失序,一个个体化的时代正在来临.本文的目的在于,梳理古典、现代、当代社会学理论有关社会秩序问题的理论脉络,把握社会分化、理性化、个体化与社会秩序的联系,并从理论上对“个体化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进行归纳.     

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生活向度探析——以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为视角

日常生活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因为日常生活领域是人类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场所,它蕴含着人类价值认同与社会共识建构的深层机制。伴随着现代性文明的出现,日常生活理论逐渐成为当代价值观引导的重要方法论,把青年价值观引导融入日常生活具有根基性、渗透性、稳定性和博弈性。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生活三重向度表现为: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需求向度,解决青年的社会满意度问题;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实践向度,解决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问题;青年价值观引导的日常交往向度,解决青年道德精神和理想信念的建构问题。     

生态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依托——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和方法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当前国情,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成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类积极主动介入新型社会发展方式的结果,对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科学认知和完整把握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思想方法以及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依托具有整体性向度的生态人(生态—经济人、生态—政治人、生态—文化人、生态—社会人),促进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的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     

反现代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从一种反现代性立场出发,将西方哲学现代学院传统勘定为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宣告与之彻底决裂,以此推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因此试图在学院哲学的问题框架内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不得要领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向度是一个伦理学向度,实现为一种完全背离西方哲学学院传统的形式伦理学、以批判资本主义之反伦理性为主题的实质伦理学.     

自由与平等的前提追问——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的深度阐释

“社会正义”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讨论中不容忽视的重大理论问题。清理并剖析相关研究成果，对于回应西方政治哲学思潮的执战并开展批判性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存有若干争论。马克思“社会正义”理论在应对重大现实课题中彰显了其“批判”与“规范”的双重向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动因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特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诉求,也有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土壤。因此,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向度、理论向度和文化向度的充分展开过程。然而,由于历史上革命任务的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向度和理论向度充分展开而具有外显性,并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向度或文化动因问题则相对弱化而具有内隐性,也没有得到学界充足的重视。从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视角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能够为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供另外一种面相。以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为例来看,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过程中,随着自身对文化民族性关注度的提升而必然要提出的重要概念。在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文化动因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东江“三杰”在广东青年运动中的贡献——兼谈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被称为广东革命史上著名的“东江三杰”.他们在社会变革的最前线寻找着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结合,探索着走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发展道路的实践,是“东江三杰”的成长给当代青年带来的启迪.培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者,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这是共青团组织的根本职责.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五重向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其主要表现为五个向度:科学性向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性向度--批判精神和无产阶级立场;实践性向度--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人民性向度--人民至上和为人民谋幸福;发展性向度--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和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性关键时期,系统分析并整体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五重向度的深刻洞见及其精神实质,对于正确引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实现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新时代意蕴及阐释价值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是多元互动的完整体系,其中科技革命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条件性、根本性作用;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主轴,又是科技革命深刻变革的直接后果;政治革命是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同时将社会革命作为最终落脚点和根本指向。立足新时代,有必要弄清楚新科技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新的演绎和逻辑关系,把握新时代新科技革命、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三重革命形态的价值向度,发挥其现实性力量,推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丰富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为塑造人类新文明类型提供中国方案。     

当代科技革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课题

面对日新月异的当代科技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深刻思考了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深入探索了新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关系,并形成了新中间阶级论、生态技术论等重要思想。这些新课题的研究将对拓展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