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完善

我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范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模式为样板,在相关法律中确立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同时丰富我国现行刑法中相关罪状的内容。还应当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之"侵犯"行为方式加以深入研究,使个人信息类犯罪的风险具体化。应当严格规范信息持有者的刑事责任,进而从源头上遏制住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发生。     

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与经济信心调查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准确把握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对于研判社会心态并进行合理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对全国1074名受访者的疫情风险认知和经济信心状况开展网上调查,研究发现:这期间公众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已进入下降过程,而防控效能感在提升;公众知觉到的疫情严重性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但并未影响其长期经济信心,而疫情防控效能感对短期经济信心和长期经济信心均有促进作用;此外,疫情风险认知还受到疫情信息来源渠道、受访者学历等因素的影响。     

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如何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各国政府采取各种方式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与此同时这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一定挑战。尽管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在涉及到公共秩序时,一定程度上需要让位于知情权,但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更加全面地保护公民隐私权也十分必要。只有坚持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才能妥善处理好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侦查机关在搜集案件线索中开始利用各种数据信息，但同时也存在侵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风险。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使用者同时也是保护者，侦查机关应采取合理的方式使用侦查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自觉接受内外部的法律监督，以切实维护公民利益与信息安全。     

怎样切断个人信息犯罪链条

在科技发达的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犯罪方式更加多元化,我们除了立法方面的预防机制外,接触个人信息较多的相关主体,尤其是相关管理者应当及时更新信息技术,采用一些先进的防护技术以确保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公民个人信息的管理部门、机构必须承担保护这些信息材料的义务与责任。     

厦门：率先专项立法保护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频遭泄露、倒卖,电话中奖、短信诈骗、垃圾广告频频骚扰,现行法律在这方面对公民却保护不足……这些现象今后在厦门有望得到改善。厦门市信息化局副局长刘冬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办法》将于2013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此类专项的地方性政府规章,所保护的个人信息涵盖方方面面,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婚姻状况、职业经历、收入情况及其他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信息。《办法》明确规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在收集个人信息时,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应当事先取得个人同意。     

数据交易适用除外制度的规则构造

在大数据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数据交易和数据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对此,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该有所回应。数据交易适用除外制度就是一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具体是指对符合要求的经过匿名化技术处理的个人信息可以不适用个人信息不得用于交易的相关规定,这实质上是数据交易和数据保护相互平衡的结果。这种对价平衡的基础是全盘性的制度考量,针对数据交易适用除外制度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局限,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风险等级的区分、再识别风险的识别以及防止再识别的法定义务规范数据匿名化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同时,建立交易登记制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防范数据流通风险。     

高体健：把疫情作契机 紧抓全民健康教育

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疫情防控救治能力是一次大考,对健康教育工作和全民健康素养也是一次考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暴露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卫生应急健康素养教育不够深入,公众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识、知识和技能,民众普遍存在不健康生活行为方式,部分民众还产生了焦虑恐慌心理等问题。因此,要抓住抗击疫情过程中公众普遍关注健康信息、重视学习健康知识的契机,切实加强健康教育,广泛普及健康知识,向公众提供科学准确的健康信息,全面     

社会治理的考验与回应 直面疫情中的公民素质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典型的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抗击疫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而社会治理能力中最核心的指标之一是公民素质水平,所以抗击疫情也是对公民素质的检视。纵观抗击疫情全过程,我国公民素质现代化水平已有很大提升,这为赢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中也暴露出公民素质短板。而探究补齐公民素质现代化短板的有效对策就成为应对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大数据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

大数据带来的现实难题亟需重新审视"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鉴于本罪保护以信息自决权为核心的双重法益,遵循以信息安全为侧重的二元价值观,因此其概念应直接界定为:可直接或间接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各种静态信息以及反映个人活动情况的各种动态信息,其中将识别性的强弱结合数量来界定刑法风险的有无。此外,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内的"公民"一词不应被删除,以及自我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尤其对其的整合也应受到保护。     

信息熵及其在信息安全领域中的若干应用

随着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被提高到国家的战略层面上，其涉及的范围覆盖了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因此，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在现代信息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信息熵是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可被广泛应用于许多信息安全领域。本文首先通过一些实例阐述了信息熵的内涵以及在信息鉴别、信源编码等方面可运用的方法，然后详细分析了信息熵在密码学、数字图像加密、加密数据流检测等信息安全领域的典型案例，提出了在分类和聚类问题上运用信息熵的一般性方法。     

信息悖论与企业信息战略管理

信息悖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它的危害性.本文认为信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企业缺乏整体的信息战略管理,并且提出只有加强信息战略管理,才可以摆脱信息悖论的困境,发挥信息技术的真正力量.     

详细信息表的信息分类与页面版式设计

本文在分析公共安全的数百个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基础上,针对应用系统中被描述的对象的详细信息表的内容在页面表现时及其混乱、无法快捷准确获取信息等问题,提出了详细信息表的信息分类模型,实现对被描述对象的信息分类,并依据该信息分类模型,对详细信息表的页面规范设计,有效的规范了详细信息表的页面设计,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灾难"与"信息公开"

汶川地震灾难给我们带来启示：在灾难面前，信息公开不会使天塌下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没有理由不去发挥信息公开机制的积极作用。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必须加大力度，保证公开信息的准确性，让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从应然走向实然，让公民社会从理想走向现实。     

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

知识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邓小平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知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理解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