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寨山型铜鼓花纹新解

石寨山型铜鼓作为滇人的神器和礼器,是滇人宗教信仰的产物,它的花纹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图案,更多是宗教内容。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远古的人并不是以各种纯粹抽象的符号而是以一种具体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情绪的[1](P36)。石寨山型铜鼓上的花纹,就是滇人与自然之神沟通的一系列宗教性的符号来完成的。一、太阳纹关于石寨山型铜鼓上太阳纹所蕴涵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太阳纹是统治者用来神化自己的统治[2](P151)。也有学者认为太阳纹也表达了使用铜鼓的民族对阳光雨露的渴求[3](P186)。我们认为石寨山型铜鼓上的太阳纹表达的是古滇…     

再看滇国墓葬中出土的几件文物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属于滇国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几种很特殊的器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带有异域风格的列瓣纹金属盒、有翼虎纹银带扣.     

云南用贝作货币的起始时代

云南历史上曾经用贝作货币,直至明末清初才“废贝行钱”,这已为史学界多数同志所确认。然而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用贝币,却颇有争议。已故学者向达和李家瑞两位先生,根据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考古材料,认为始于西汉时期;方国瑜先生认为始于唐代南诏政权的晚期。笔者不揣谫陋,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些浅见,幸祈读者和专家指正。一研究云南用贝的起始时代,因文献无徵,或徵之甚少而感困难。然而,我省文物考古方面的许多新发现,填补了载籍之阙如或不足。其中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有关文物,即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晋宁,江川两地的古墓群中出土的海贝相当多。据统计:晋宁石寨山先后发掘的四十八座古墓中,有十七座出土海贝,总数约为九百三十五斤,     

红铜鼓

光芒四射的太阳,舞蹈的羽人,细长的独木舟,优雅的翔鹭,跃跃欲试的青蛙,水的波澜,奇特的纹饰……这些生动的图案共同组合在一个桶状的铜器上,这就是铜鼓。铜鼓生于何时又始用于何年何代,这恐怕是最令考古学家们头疼的问题之一了。不过,一面从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似乎可以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只铜鼓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早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代濮人和骆越人的器物。铜鼓是有名字的。从已经出土的铜鼓中,专家已经起了一大串名字,它们分别是:万家坝型铜鼓(滇)、灵山型铜鼓(桂)、石寨山铜鼓(滇)、遵义型铜鼓(黔)、冷水冲型铜鼓(桂)…     

句町古国的历史印记 ——广南羽人船纹铜鼓

铜鼓起源于云南.2000多年来,在我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区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使用铜鼓的习俗.我国共出土了2000多件铜鼓,它们被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8个类型,其中除了北流型和灵山型,其他类型的铜鼓在云南都有发现.     

从李家山石寨山古墓的早期文物看先秦滇池区域的奴隶社会

解放后,我省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晋宁、江川、安宁、昆明、呈贡、富民等地发掘了大批古墓,出土了近六千件“滇”文物。这些文物是研究滇池区域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在现已发掘的大批古墓中,我认为属于早期滇墓的有:晋宁石寨山第一类型的全部古墓、石寨山第二类型的部分古墓(第11、19、21、22号墓)与江川李家山第一类型的     

丘北铜鼓

我的家乡云南丘北县所有的出土文物中，最具“神权”的当数国家一级文物草皮铜鼓。它是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475年）所制，出土于丘北县原戈寒乡草皮村，故名草皮铜鼓。鼓重63．2公斤，高39厘米，呈胴、腰、足三段，胴、腰基本相等，     

试论黑格尔Ⅰ型铜鼓的三个亚型——以中国西南为中心

1902年,奥地利学者F.黑格尔首次将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古代铜鼓分成4个类型.1993年,日本东京大学今村启尔教授将黑格尔第Ⅰ类型铜鼓分成石寨山系和东山系两个亚型.现在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依据器形和花纹的区别,将黑格尔Ⅰ型铜鼓分为石寨山式、文山式、东山式3个亚型,并讨论3个亚型的源流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对黑格尔Ⅰ型铜鼓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以四川苗族的刺绣为主,川苗刺绣中则又以十字挑花服饰为重点。由于刺绣图案与铜鼓纹饰间的密切关系,不独四川苗族如此,因此在讨论中也引用了贵州、云南等地的有关资料。 刺绣与铜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却是极为密切的。     

黎族蛙崇拜探源

在黎族女性的文身图案中，出现得最多的一种仿生形象就是蛙纹。不仅如此，“在各支系的黎族筒裙、铜鼓、皮鼓及各种日常用具上，都绘有各种青蛙图案，黎村必有一个以青蛙做形象鼓耳的大皮鼓。黎族人民认为青蛙有很神秘的效能，它能呼风唤雨，保证粮食的丰收，是黎家的崇拜对象，因此，不能捉食青蛙。”在黎族各个文化艺术表现方面，只有蛙形象贯穿了所有的领域，如织锦、文身、刺绣、铜鼓（锣）、甚至水缸、米缸等陶器。     

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

四川地区所出土的战国铜器上常见一些图像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个体单符,有的是成组联符。绝大多数符文铜器是出土于战国土坑墓中(个别出土于岩洞中)。另外在个别匋纺轮上、木梳上、漆耳怀上也有图像符号。此种图像符号,已见的大约有单体符文百余个。成组的联文符图则有约二百组。虽然它们难于组成篇章词句,但显然是当时人们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号——图象的语言。因命名为“巴蜀图语”。     

侗族与铜鼓

铜鼓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打击乐器,多在节日或某些隆重的场合使用。铜鼓体如圆墩,平面曲腰,中空无底,两旁有耳,花纹奇异。铜鼓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自从汉代伏波马援将军征战骆越获得骆越铜鼓以后,西南地区屡有铜鼓出土,文献对铜鼓的记载也不绝于史。直到现在,西南的许多民族在节日集会时还使用铜鼓,珍贵铜鼓。     

铜鼓和苗族

近百年来,有不少中、外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对铜鼓进行了研究。但迄今有关铜鼓的一些问题,仍无定论。特别是关于铜鼓的起源和流布,在研究铜鼓的著作中,是经常提及的问题。本文拟就史笈资料,结合出土实物,对此问题,提出一些极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同志们。     

云南汉代制造的商品性铜器

早在宋代,金石学家开始重视东汉有铭文青铜器,进行著录考释。清代和民国期间,对出土较多的东汉朱提、堂狼造商品性铜器,研究者多,成果显著,但对设置郡县以前的“西南夷”青铜器仍一无所知,不可能探讨原“西南夷”地区如何转变成汉代重要的制造商品性铜器的基地这一问题。 1955年至1960年,发掘了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清理了以滇王为首的50座古墓,出土四千多件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青铜器。这为研究“西南夷”考古奠定了基础。 1972年,发掘江川李家山古墓群,27     

李家瑞与滇王金印

上世纪50年代，由被誉为云南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家瑞研究员组织和领导的石寨山古滇国遗址发掘和滇王之印的出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古滇国的存在，而且对滇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特殊意义。这是包括李家瑞在内的新中国第一代云南考古工作者集体努力的成果。     

滇王之印与南越王墓出土玺印之比较

正1956年云南省考古所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进行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在考古发掘编号为M6的墓中发现"滇王之印"一方。自"滇王之印"出土以后,学界就不断对其开展着多角度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有"滇王之印"真伪的探究、"滇王之印"形制、制作工艺、主人身份以及与"汉委奴国王"印的比较研究等。从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角度挖掘了"滇王之印"背后蕴藏的信息,为研究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南边     

铜鼓上几种花纹的试释

铜鼓上的花纹,对于研究铜鼓年代以及少数民族和内地悠久的文化联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本篇试对传世的开化铜鼓和江川李家山最近出土的一具铜鼓上几种花纹,略作考释,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船棺葬·铜鼓船纹·龙舟竞渡——端午节小考

闻一多认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即龙的节日。本文从船棺葬、铜鼓船纹、龙舟竞渡三方面进行考证后认为,端午节本是以船为生的古代濮族人民的节日,竞渡本是濮人招魂、送魂升天的仪式。后来,这一节日扩大成为我国多种民族习俗、多种活动内容的一个综合性节日。     

铜鼓

广西是古代生产和使用铜鼓的重要地区之一,壮族先民“濮人”是铜鼓最先的铸造者和使用者。“濮在周等爵称子,与楚同一等级,地位不低。”在花山壁画中,图中人物举手向上敲打铜鼓的图案出现多处,说明铜鼓早已在壮族先民的心目中有了重要的地位。铜鼓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铜鼓的品种有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它们都是铜鼓工艺的精品。     

建设民族文化殿堂之路

引言云南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1500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在现今世界上所发现古猿化石的7个国家中，以禄丰的资料较为丰富。“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把我国发现最早人类化石的年代推前一百多年，掀开中国历史的第一篇章。云岭之南的这片土地，生息着53个民族，第四次人口普查，4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而且以智慧和劳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宁石寨山和楚雄万家坝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