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雎》之解看儒家的和谐观

在儒家看来,<关雎>中的后妃之德在其性情和谐,后妃性情和谐则可以使夫妇别、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得成.由关雎之乐到王化之成是儒家和谐观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自然及于社会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因兴以为比的过程,也是逻辑推衍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作者与文本的认定,在于诗歌重心的调整.从<关雎>之解,也可见出儒家和谐观"和而不同"的等级实质与"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实践品格.儒家和谐观中强调差异、有序、理性与温和的特征使其在当今社会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和谐观的局限则主要表现在于本然状态的遮蔽,以及公正与法制的欠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嬗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经历了重大历史变迁。我国始终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断丰富和拓展国际秩序观的内涵。在此嬗变过程中,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从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变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思维与实践从"争取自身发展"逐步向"肩负国际责任"转变;建立秩序的目标从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国际秩序向追求同一性为标的、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发展。40年的历史变迁,表明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不是为了另起炉灶与推倒重来,而是对其进行不断的改革与完善。     

从儒家仁爱思想中寻找企业道德建设的“良方”

传统儒家仁爱思想是管理智慧的体现,本质上是采取"爱"或"善"的管理,是主体内心对立德为善的认可。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也应从社会义务与责任的视角出发,开展道德的自我调控,自主探索适宜企业道德责任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法思想述评

托马斯.阿奎那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是神学政治论的集大成者。他从维护封建秩序和教会权威出发,通过调和各派观点而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但全面考察阿奎那的学说体系,就会发现民主、自由、法治思想亦包含其神学体系之中。具体说来,阿奎那指出了人民有抵抗暴政的权利,法律和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应当参与政治;提出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精神自由;表达了一个国家有实施法治的必要。     

西方悲剧文学与秩序观的关联

西方文学作品里悲剧代表人物的悲剧性实质根源于秩序观:悲剧的冲突可以看作要么是人与社会道德秩序的冲突,要么是人同自我关系(个人情感秩序)的冲突,要么是人同自然规律秩序的冲突。悲剧美的产生归根结底也是由于读者对悲剧人物个体行为不合社会或自然秩序观而产生悲剧性命运的强烈同情和共鸣。     

论司马迁的吏治观

儒家、法家和黄老三种思想都对司马迁的吏治观有很大影响,司马迁在吸收和借鉴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德主刑辅、杂以无为的吏治观,自成一家之说。     

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大国战后秩序观初探

二战尚在进行中,美苏英三大国就着手规划战后秩序。美国主张修正的威尔逊主义的全球秩序观,苏联坚持基于领土和势力扩张的自身安全观,英国则强调均势基础之上的大国合作秩序观。战时三大国战后秩序观各不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并且均有一定的欧洲中心色彩。其中,美国对战后秩序规划的贡献相对较大。     

自由秩序 --解读哈耶克的普通法法治观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自由秩序,法治之法即自由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这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元法律规则.法治之法的原则要素为法的一般性与抽象性,法的公知性和确定性及法的平等性.他认为,导致拥有如此属性规则的所有原因和因素不可能为人所知,但我们能够作到的应当是努力去发现和理解其实际的一般性功用和一般性目的.法治所处理的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进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受制于不断开放和演进的市场秩序,而不断扩展的市场交换和不断演进的传统秩序又推动了法治化进程.进而言之,"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一自由秩序,这一本质上自由的社会秩序在其进化过程中型构了法治,同时,法治在其型构过程中为其相伴的自发的自由社会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秩序保障.他认为,人和组织与规则体系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影响制约,普通法法治秩序就是这样成就的.其法治观为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法治观,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模式.     

儒家秩序诉求与构建和谐社会

对秩序的诉求是儒家的重要价值目标。儒家不仅提出"天下大同"、"社会小康"及"民胞物与"的理想秩序,而且提出通过"正名定分"实现社会秩序的总纲以及"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实践路向。这些思想对于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为秩序的正义

在政治哲学史上,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由、平等、公平、安全、效率、美德、交往权利、与生产方式的适应等方面,但鲜有专门从秩序的角度梳理和规范正义的实质。本文从神话朴素秩序正义观、宇宙论秩序正义观、理性秩序正义观、法定秩序正义观、神义秩序正义观等角度对秩序正义做了梳理,并认为秩序是自正义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基本价值,或者说,保证社会的秩序是正义的底线价值。     

论孔子的 "和谐社会"观

孔子"和谐社会"的图景是"大同",前提条件是仁爱,关键是中庸,治理之道是"圣王之治". 扬弃孔子的"和谐社会"观有利于为构建我国当今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戈尔丁现代寓言的秩序观

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是一部现代寓言。作者揭示了人类本性中黑暗的一面。经研究发现小说中有一条连接整个内容的主线——秩序与反秩序。整个故事情节就是在“维持秩序”和“打破秩序”的较量中展开的。小说中两派的孩子一次又一次的较量，揭示了作者威廉·戈尔丁摇摆不定的秩序观。戈尔丁似乎一直在思想上在秩序与反秩序之间作着斗争。他认为“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它是反秩序的根源。所以，他对人类的本性持有极为悲观的看法，但是，拉尔夫的获救表明了戈尔丁对人类并没有完全的绝望，这是他对人类保持的一线希望。因此。可以说戈尔丁是一位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国家观之比较

国家观是政治学说的核心范畴之一。研究奥古斯丁、阿奎那这两位中世纪最为重要的学者的国家观念,对于厘清国家观念从古希腊,罗马古典学说到近代西方经典理论的嬗变传承过程尤为重要。从国家起源论、国家本质和意义论、暴政反抗论等方面对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国家观进行比较是十分必要的。     

论韩非的诚信观及其现代转换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曾被儒家学派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的五个德目。以至于人们谈及诚信,自然就先想到儒家学派。事实上,诚信美德并不是儒家的专利,法家学派也大谈诚信,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诚信伦理观就是其重要代表。韩非的诚信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取信于民和信人。韩非诚信观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他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主张对诚信道德要灵活运用即实行权变。剔除其诚信观中的消极成分,其精华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论孔子的“和谐社会”观

孔子"和谐社会"的图景是"大同",前提条件是仁爱,关键是中庸,治理之道是"圣王之治"。扬弃孔子的"和谐社会"观有利于为构建我国当今和谐社会提供借鉴。     

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对英国外交的影响

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外交风格灵活多样,但也不乏“骑墙”印象,咎其理论根源,与工党的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的全球秩序观息息相关。其对于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交理念、外交取向和外交实践等三个方面,是“新国际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的真正根源。     

论“仁爱”与“兼爱”之异同

关于儒墨两家思想比较研究,学界多有讨论和辩争,有主张二者是异名同实、本质为一的,也有认为原则有别的。对此,在立足前人之论的基础上,分析儒墨两家"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儒家讲"爱",发自人之内在性情,以"情"说"爱",由"爱"而"仁’;墨家讲"爱",以"情"为"理",由"理"说"爱"。儒家讲"爱",严于"利"之界限;而墨家"兼爱",则以"交相利"之"利"来诱导。儒墨"爱"之学说的差异使得儒墨两家不仅各趋一途,而且其现实性与理想性的亲和程度也大大影响到儒墨两家在后世的存续。     

儒家天人观的演变历程初探

儒家“天人观”经历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合德、天人不二、天人同体、天人合一等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作为儒家基本学说,它是在天人共处、天人交善抑或交恶的过程中,不断归纳总结、思虑感悟和提炼升华恶德的思想宝典。是在诸子百家春秋争鸣、相互论辩和切磋交流中不断完善和充实、丰满起来的。     

论先秦儒家构建等级秩序的宗法血缘基础

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先秦儒家构建宗法等级秩序的伦理根基。先秦儒家认为，宗法血缘关系是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内在基础，而“亲亲”、“尊尊”又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人伦准则和伦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