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 ,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 ,是民事诉讼中甚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集中体现在客观真实与人权保障 ,程序正当的价值选择。目前 ,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在立法和司法理论上都有不同的做法。在我国虽然立法上有禁止非法获取证据的规定 ,但对非法证据有无证明力则没有明确规定 ,这里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的做法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以探讨如何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外司法鉴定人制度比较研究

司法鉴定人制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选任合适的鉴定人。英美法系一般采取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大陆法系多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的诉讼地位,英美法系的国家将鉴定人视为证人;大陆法系的国家将鉴定人与证人区别对待,诉讼地位高于证人。鉴定人资格,英美法系采用鉴定人主义原则;大陆法系采用鉴定权主义原则。鉴定人资格审查,英美法系采取事后审查方法;大陆法系采取事前审查方式。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人归于证人,权利和义务都包含于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之中;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基本上采取司法官委托鉴定制度,鉴定人资格采取鉴定权主义原则,鉴定人资格审查未制度化,鉴定人的权利与义务,我国的诉讼法未做具体规定。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人制度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解读与反思:传闻证据规则移植的中国立场

在有关我国刑事证据法立法的探讨当中,主流观点主张应当移植传闻证据规则用于解决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等痼疾。但是传闻证据规则生长于英美法系国家,以陪审团制度、对抗制度和集中审判制度为背景;况且支撑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本身也并非无可辩驳。中国的诉讼环境不适宜植入传闻证据规则,对待传闻证据我们应当将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予以剥离:承认其证据能力但对证明力作出一定的限制。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辅助人

大陆法系的鉴定制度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各有优劣。目前,这两种制度有相互借鉴、逐步融合的趋势。我国现有的鉴定制度漏洞百出、问题严重,更应向这一趋势靠拢,借鉴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对我国的鉴定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而专门辅助人制度的确立,无疑是这一借鉴、融合过程中的良好开端和成功典范。本文对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辅助人制度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完善意见。     

受贿罪立法比较研究

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中国大陆对受贿罪的规定各有特点,大陆法系一般在刑法典中规定受贿罪,注重体系性,英美法系则以单行立法规定,具有实用性。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同于大陆法系,但在罪名的完善和详备方面不如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犯罪构成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方面更是差别较大,客观上不利于对受贿罪的规制,不利于加强吏治建设,应当改进。     

论我国民事鉴定人制度的完善

大陆法系国家实行法定鉴定人资格管理制度，各国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鉴定人的资格、鉴定人的责任及各种相关制度，以此来保证鉴定人符合鉴定能力方面的要求，并能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结论，未来我国鉴定人制度的设计将立足于大陆法系的资格型鉴定人，同时在某些方面吸收英美法系的某些合理因素。     

证据制度的未来：极端状态的修正——读《漂移的证据法》

当今,在诉讼法领域存在英美证据法律制度的全方位侵袭现象,非英美法系国家都在大量学习、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面对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帝国主义＂现象,拥有大陆法系知识背景的美国教授达马斯卡,通过挖掘＂帝国大厦＂之根基的方式,对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展开了深刻、全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对中国诉讼法学界而言,能够产生抑制盲目崇拜情绪的效果,意义深远。但是,冷静思考的结果是不应当仅仅根据达马斯卡的论述完全否定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合理性,达马斯卡所能够否定的是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绝对合理性,而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相对合理性依然存在。对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评价观念从绝对到相对的转变,预示着证据制度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是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的相互融合,并对各自的极端状态进行修正。这对中国证据制度的完善,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的启示——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专家辅助人制度

专家证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应用,作为专家证人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英美法系国家在专家证人理论和规则等方面均有着重要地位。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通过专家辅助人参与到法庭审理,对鉴定意见提出合理异议,能够提高鉴定意见质证效果。但鉴于我国刑事专家辅助人制度规范尚不充分,实践中仍有诸多问题不够明确,因此可以在分析英美专家证人制度之得失基础上,总结完善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议。     

推进刑事电子证据取证行为的规范化

刑事电子证据的取证位于举证、质证、认证环节之首,直接决定着证明力的大小。当前我国电子证据立法及其取证规则滞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很不规范。为此,需要明确电子证据在刑事案件取证中的特殊适用规则,规范各种电子证据的取证行为,并完善电子证据的认证环节。     

证据法律模式论——从民事诉讼的视角

对证据法律模式理论的研究和论证,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几近空白.对这一新的证据理论的研究,既需要法哲学的指导与启迪,充分运用"法律模式论"的理论,又需要对诉讼模式和证据法律模式的关系的正确把握,同时,亦需要对各国证据法律模式进行充分的认识与深入的比较.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与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律模式的结构特点,以证据法律模式与诉讼模式的互动关系为基础,首次提出了证据法律模式的双重含义理论.即证据法律模式应包括宏观模式和微观模式这两层含义,证据法律的宏观模式与其诉讼模式相一致;而证据法律的微观模式则是指抽象意义上的证据法的结构样式和证据法的各个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以此为出发点,将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界定为宏观上的现代职权制模式和微观上的"原则-制度-程序--规则-概念"模式;而将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律模式界定为宏观上的对抗制模式和微观上的"规则-概念"模式.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我国现行证据法律的分析和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目前证据法的模式,从宏观上看,应属中国式的时抗制模式;而从微观上看.则属"原则-制度-规则-科技-概念"模式.无疑,证据法律模式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理论,对我国统一证据法的制定和理解及适用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