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争抢毛主席黄金书”

当你看到这篇拙著的标题时,你千万别误会,为什么又用起有点像“文革”时代的语言。其实这是一家报纸半个版面的广告,题目是“热点追踪,××市人民热爱毛主席,人人争抢毛主席黄金书”。上了点年纪的同志都知道,对四十岁左右的同志有必要提一下,在那个特殊的“文革”年代,女儿出嫁用毛主席著作当嫁妆;亲朋好友来往时,送毛主席语录;单位领导在看望下属时,送毛主席选集。那时报刊杂志发表我的拙著时,已不给稿费了,而是寄给我一本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正因为如此,我才感觉到“人人争抢毛主席黄金书”这句话特像“文革”时代的语言。就是这家报纸,…     

浩劫究竟是多少年？

说到“十年浩劫”，国人都知是指史无前例的“文革”。在那十年间，不但人民饱受浩劫之苦，国家的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从 １９６６年开始至１９７６年结束，整整经过了十年，称其为“十年浩劫”。然而，国人自建国以来所经历的浩劫岂止十年？ １９５７年夏，一场反右斗争，使得５０余万知识分子、民主爱国人士和党员群众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他们的罪过，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这些不幸的人中有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许多人被送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或就地监督劳动，一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许多“右派”后来在“…     

1963年后，彭真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从“七千人大会”到北戴河会议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指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吴阶平传奇

他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医学界第一位的人物”,他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访过许多国家,成为中国“医疗外交”中特殊的“大使”。他做过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周恩来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对他说的。他是毛主席遗体保护小组的负责人。他是北京十几所高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惟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他更是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路怒”司机成为隐形“杀手”

“人民”是当今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怎样理解这个时时见、处处见的词呢？ “人民”是集合词．这一集合．就淹没了成千上万的个体；“人民”是抽象词．这一抽象，就抽去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没有声音、没有面目、没有形体的幻影。就成了可以任意雕塑的大理石．可以把它雕塑成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也可以把它雕塑成铺路石，踩在脚下。在“大跃进”中，只看到“人民”起哄．看不到“人”的理智。在文革中，只看到“人民”在搞“多数人专政”．看不到“人”的尊严和权利。     

我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谁？我们是“老百姓”——人家常常这样叫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叫，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甚王，岂止是不曾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我们还常常感到很舒坦呢。“文革”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这权倾一时．却谦称自己为“小小老百姓”，让我们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他真谦虚真平和真亲切．和我们真是一个战壕。然而今天．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却常常感到我已经不总是一个“老百姓”了。甚至我就不是一个“老百姓”，我感到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比方说罢。对于社会，我是一个“纳税人”，     

克服好人主义

明代冯梦龙在《古与令谭概》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微在同别人谈话时,无论好与坏，不管是与非，总是说“好”。一天，有人问他：“你好吗？”他回答：“太好了。”有人难过地对他说：“我的儿了死了。”他也旧答：“那太好r。”他的老婆凶此批评他：“人家认为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才告诉他的伤心事，你怎么还是说好呢？”他仍然回答说：“像你说的这些话，也太好了。”于是，“好好先生”这个典故留传至今。     

“香港风水大师”导演的骗局

2013年8月2日，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看守所内。气温高达摄氏39度。“香港风水大师”徐泓吴拿着起诉书副本有些焦躁不安。这是在他关押后一直想看到的东西，又是他极不想看到的，手拿起诉书，＂他仍在问看守所管教：“我没有骗人家钱，都是他们自己要给我的。我怎么就成了诈骗罪？”其实，大师此刻仍在他自己营造的“角色”里。纵观他几年来行径，与其说他是一个“香港风水大师”，倒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导演”。那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李维汉晚年的特殊贡献

“文革”期间，他虽然身心受到催残，却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十分关注，特别是肃清封建思想遗毒问题。他想：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浩劫？是否和党内存在个人崇拜、干部等级和特殊化等问题有关？     

皮定均直戳说假话者的心窝子

皮定均（1914-1976）被誉为讲真话的“严将”，受到毛泽东赞扬。“文革”前有一年他到一个山区视察，吉普车一停，许多村民围观，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儿没穿裤子。皮定均问随同的地委书记是怎么回事，书记说“这是个傻女”。     

李安夫人林惠嘉这位贤妻有点酷

她——酷“李安得了金熊奖报喜，林惠嘉被电话吵醒还很不爽。”“酷”是李安形容太太林惠嘉的词。他在《十年一觉电影梦》中，回忆自己第一次以《喜宴》获得金熊奖时，想着太太支持她这么多年，如今电影获奖要赶紧给太太打电话报喜才对，于是就拨电话回家。当时是美国时间早上5点多，太太被电话吵醒很不爽，“我说：‘我们拿金熊奖了’，她说：‘喔’，我说，跟内地电影一起拿的，她问：‘没有别国参加吗？’我说：‘有，有’，她就挂电话了。她就是这么酷，这么多年来，这些外在的东西对她好像没有一点影响。”     

四月雪——历史长镜头扫描

在中国文学馆讲学时，有听众问我：在你漫长的劳改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我说，当属“文革”年代一场四月飞雪的记忆。对我来说，那是仅次于死亡的生命休克。笔者现将这段剜心的历史伤痛呈现给今天的读者，以“温故知新”。     

领导也可以是跟班

在英国，没有什么话比“坚持原则”更常用，同样也没有太多人怀疑这种回答中所包含的力量和正确性。“坚持原则”这句好像是不证自明的，合乎逻辑的，冈而几乎没有人怀疑这样一点：只要坚持了原则成功准会降临。这会完全正确．只要你知道在任何场合中“原则”是什么的话。把自己局限于一个狭窄的“专业”中．就是真正的原则？     

国学能否超出诵经的范围

最近看到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李泽厚先生一篇文章，说他从来不用“国学”这个词，这使我感到惊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国学”即“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意思自近代以来已被几代学者所认可，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很多学生都在国学院里学习，但为什么现在有人对“国学”一词仍有意见呢？     

红卫兵的打人与道歉

读邢小群老师的《我们曾历经沧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里面有访谈贺延光的部分。邢老师问：“文革”初批斗老师是不是你领头？贺延光答，他没有领头参与批斗过老师，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年纪小，很自卑，对自己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制止。为什么不制止？     

初一趣味教学案例五则

“自行车”？还是“漂亮的汽车”？伊安·吉格斯在１７岁那年，已经进入主力阵营并已代表曼联踢了２５场比赛。当时曼联足球俱乐部有很多球员都拿到了俱乐部配给的汽车，那种车很漂亮，也挺便宜。吉格斯觉得自己也应当有资格有这么一辆汽车。于是他就去找老板，鼓起勇气对老板说：“我现在已经进入主力阵营，而且踢得挺好，我想我也应该得到一部汽车。”老板说：“你想得到一部车？你的意思是一部自行车吗？”听了老板的话，吉格斯差点气晕了，但他没有因老板的轻视而萌生去意，更没有因此消极，而是憋着一口气，把劲儿用在了比赛上，他要用…     

“刀子嘴”刘兴元

刘兴元将军，原名刘维芳，山东莒县朱芦乡人。躯干伟硕，鼻大嘴阔，形貌魁异。因戴近视眼镜，更显不怒而威，气场非凡。部属望之不辨喜怒，莫识深浅，无不退避三合也。将军见多识广，能言善辩，牙尖嘴利，尤其是批评人，讽刺挖苦，尖酸刻薄，毫不留情面，人称“刀子嘴”。出身富裕农民家庭的刘兴元，6岁入私塾，11岁上小学，17岁到青岛打工，当过纺织厂工人、杂货店学徒。1928年底考入冯玉祥部学兵团当兵，因初通文墨，被调旅部当文书。广州军区原干部部长王之明亦告余，刘兴元曾在国民党军队任文书。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宁都起义部队。广州军区原党办主任李维英告余，刘兴元曾亲口告之其为共产党的俘虏兵。遍查资料，却无此记载。“文革”中反“二月逆流”时，广州造反派在街上贴大字报，打倒“广老谭”（指黄永胜是广州的谭震林），又称刘兴元为“机关枪欢迎过来的俘虏兵”。李维英见后曾于办公室问刘兴元：“有没有这回事？”刘兴元毫不隐瞒，坦然答道：“我确是俘虏兵。俘虏后在红军队伍当文书。”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粟裕“三立”

《左传》上说,一个人想流芳百世有三种方式:立德,立功,立言。能独具其一已经很了不起,在我军历史上有一名将军三者皆备,具有堪称世人楷模的高风亮节,立下了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显赫战功,留下了精辟深邃的军事理论,他就是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     

“文革”中《自然辩证法杂志》的案例

一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场急风暴雨几乎“涤荡”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所有角落 ,历来被人视为神圣的科学领域同样也未能幸免于难。可以说 ,“文革”也是一场反对科学 ,并对之进行“革命”的运动。但要全面地考查“文革”中的科学 ,将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任务 ,且在短期内 ,仍缺少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但是 ,透过刊物这种科学交流的媒介 ,也可以部分地反映出科学工作和科学界的状况。在“文革”中(甚至在更长的时段) ,科学被明显地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 ,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所更加关心的。就反映“文革”期间这种对科学的政治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