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公共管理学科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延续、变革与展望

适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十周年，本文梳理回顾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最为直接紧密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和转型。自1998年以来，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治理研究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话语变迁。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热点议题和主流教材反映了国家治理实践的进展。应急管理、数字公共治理、城乡公共治理、全球治理等二级学科被纳入学科目录，表明公共管理的学科结构主动适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各类学术组织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积极的战略因应。未来仍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进一步完成学科的“国家治理转向”，提升学科解决国家治理重大新兴议题的能力，实现中国自主公共管理学理论与国际前沿的对话。     

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治理效能进一步拓展研究

自2012年 《纽约时报》 刊文宣告"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大数据研究.其后,"大数据与公共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增长快速、 有序.其中,关于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效能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其重点内容可以梳理如下:拓展了政府的认知范围;拓展了公共治理的主体范围;拓展了治理进程的映射区域以及拓展了价值理性的实现路径.通过对大数据与政府治理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四大核心要素(数据资源、 大数据技术、 主体意识和制度供给)在大数据时代下政府治理效能拓展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人工智能驱动下智能化社会治理:技术逻辑与机制创新

以算法为内在发展逻辑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启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向。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变迁,与生产力性质和主导技术工具及其段位保持着同向递进关系。一方面,技术段位的优先性会倒逼社会治理创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对社会治理工具的抉择。这种技术逻辑下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必然要求政府建构以兼容"数据、算法、技术、服务和秩序"五要素机制保障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兴起对传统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探析我国事故灾难危机治理的行动策略

迄今为止,传统的＂管理＂思维贯穿于我国公共危机理论研究与政府应急实践,惯用的纯社会动员方法和纯行政命令方式所暴露出的问题正在积聚成潜藏于未来的思想危机,无法满足未来中国应对系统性危机的长远需要。而在现实生活中,日益频繁发生的事故灾难危机,更需要我们以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为视角,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事故灾难危机治理体系,使之形成全主体、全威胁要素、全过程应对事故灾难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危机治理的行动规则;完善应急监管联动机制,锻造危机治理的应对能力;加快应急平台建设,增强危机治理的运行效能;加强应急知识学习,提高危机治理的认知能力。     

习近平公共治理思想探析

治理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意味着对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和创新。公共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概括凝结,是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其以符合中国国情、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实现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内容涵括政党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系统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继我国"四个现代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折射出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发展特色。     

全球治理走向区域治理?——关于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思考

全球治理失灵的窘境正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全球层次治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社会对于区域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区域治理的长足发展,区域治理在功能和结构上体现其全球治理价值,全球治理出现了区域转向的态势。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来源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互动性的增强,由于二者间存在治理客体、目标与机制的通联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良性互动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区域转向的核心目标是寻求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区域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不意味着完全走向区域治理,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存在着本体差异性与内在矛盾性,二者不能完全重合与互相取代。在区域转向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矛盾性也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需要把握全球治理区域转向的程度与限度,注重这一过程中的法度,保障这一进程不脱离全球治理的目标与方向。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从运动式清网到常态化治理下的网民政治参与

互联网发展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对网络的监管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过去对网络进行运动式的反低俗内容、打击网络犯罪活动,到现在网络生态治理,政府对互联网监管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从个案管理向体系治理的转移。随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与发展,现阶段逐渐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地方垂直治理体系。在此治理体系下,我国网络治理主要发生了这三种变化:从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治理,从各自为政、松散化管理到统筹协调组织化治理,从全力堵控网络参与到有序疏导网络参与。     

逆全球化潮流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突破——基于资本文明的视角

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极大冲击了全球治理格局,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无视全球治理责任,使全球治理陷入矛盾和困境之中。逆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治理困境植根于资本文明的客观事实中。主要表现为:剩余价值全球竞争塑造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竞争性关系;跨国"资本—生产"体系的不均衡性加深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悖论性关系;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凸显全球治理"新要素"与发达国家维持旧秩序之间的冲突性关系。当今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需要正视资本文明在当前全球治理格局塑造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致力于提升全球治理驾驭资本的能力,倡导机会平等、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以期推动全球治理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