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正义:道德效力实现的外在保障

制度正义和道德效力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制度正义不仅能够优化道德效力发挥的外部环境,也能够为道德效力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因此,我们应将制度正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出发点,以制度建设促进道德自律,以制度创新优化道德环境,以制度正义优化道德内容,不断提升道德效力的实现程度。     

论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解构与重塑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出现被视为规范政治哲学的复兴并为当代政治哲学领域正义研究奠定了基石。虽然罗尔斯的正义对于构建公正社会能提供一种方式的制度保障,但达成政治上的公正共识却忽略正义真正应关注的现实并囿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因而不可能是正义的唯一之解。森认为罗尔斯的建立公正原则的基础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作为公正的正义",完全的正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和其相关政策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因此森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分别从正义本身的思考视角、正义的疆域以及正义的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解构与重塑。     

正义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多元性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等差异与分歧而普适的正义?罗尔斯提出了普适性的正义理论。然而现实社会多元化的真实存在,则需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从而促进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即社会正义的实现。     

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法治中的歧变与融合

行政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分化独立以及积极行政的需要为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萌生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现实基础。然而,行政自由裁量权因其带有人治色彩在＂法无规定即禁止＂的严格规则主义时期遭到了否定和排斥,可是但理性主义者所推崇的机械法治又在现实中陷入了困境：法律所体现的形式正义和整体正义不一定就能实现实质正义和个体正义,法治的正义善理想难以实现。于是人类终于认识到＂没有一个法制体系能够做到仅仅通过规则而不依靠自由裁量来实现正义。＂为此,行政自由裁量权还以其道德基础和理论基础终于走向了与法治的融合。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在区分道德和非道德两个领域矛盾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正义性做出了价值判断。从马克思对资本结构和生产关系论证中反映出的道德真假性,让我们看到他的目的并不停留于正义与否的具体问题中,而是在道德与政治的特殊性返照到人类正义的总体性中把握社会制度现实,以资本主义道德否定资本主义的非正义,以政治的正义摆脱道德禁锢而获得政治解放,以废除宗教、道德而实现制度结构的变革,其目的是回归到"自我实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要求中。马克思正义的价值正是指向于此。     

道德建设与制度认同

道德与制度共同塑造着社会主体的自由和秩序,在道德建设中加强制度认同,从而确保社会发展的良性运行.只有将道德建设和制度认同统一整合起来,加强社会公德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把人们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树立科学合理的制度规则意识,在制度规则中体现优良的传统美德,在道德自律、自觉和自由中升华制度的正义规则.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底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涵着深厚的伦理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行最终要通过个体的实践和遵守来实现.在个体道德建设过程中,要把道德的教化作用、内心的自觉与制度的约束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寻求制度的有效支持,合理把握制度对于道德建设支持的领域和限度,以促进道德建设的良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及其中国化发展

正义是法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对西方法哲学正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内容包括价值正义和制度正义两部分,富有革命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促进法治国家建设有着现实的重要指导作用。     

生产正义还是分配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理论比较研究

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反思基础上,基于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困境的关注,罗尔斯和马克思都建设性的给出了自己有关正义的理论构想。但是在对正义实现的具体诉求上,二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罗尔斯从"无知之幕"的设定引发出自己的正义理论,试图通过后天再分配来保证平等;而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正义问题,认为要实现正义,就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就是要"解构"资产阶级各种关于正义的普世永恒的学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正义范式,即生产正义。     

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规范主义解释下的合法性理论把永恒的正义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追求终极价值为现实政权提供合法性论证.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视域下的永恒正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社会正义规则源自广泛的社会互动之中.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也以追求正义为目标,鉴于任何主体都没有能力构建理想化的正义规则体系,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只能从法治和民主等体现正义的方式着眼.法治和民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既体现着正义精神,又契合着维护政治合法性的现实.     

论道德建设的制度安排

道德建设既要靠社会的持续倡导和个体的能动自觉,也要靠法律保障和制度安排。制度是实现自由、形成秩序的工具和途径,为道德建设提供直接保障。良好的道德秩序的形成必须依靠一套规范良性的制度安排来支撑,制度规范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也影响着道德建设的成效。     

《资本论》的经济正义观

《资本论》包含着大量的经济伦理方面的思想，尤其是关于经济正义问题的思考。从“物的人格化”到“人的人格化”体现着马克思经济正义观的人文关怀。“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重要命题为马克思经济正义观提供了现实路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所体现的经济正义观是现实的、革命的，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品格。     

差别·正义·和谐——关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思考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并论证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其本质在于通过社会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贫富差别,建立制度合法化和道德正当化的普遍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尽管很少有人同意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但它对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公平正义的内涵与历史演变

正义是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正义表现在正义理念、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制定三个层面。与此对应,正义研究也应该分为理念、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正义与公平、平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概念。正义的核心是公平,公平、平等皆归属于正义。西方早期的正义理论有许多合理因素和借鉴价值,马克思则将正义观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正义理论。中国领导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论述与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公平正义建设的新内容与框架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     

建造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社会伦理关系

一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伦理同社会道德的关系及其对道德建设的意义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建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现实课题。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有社会主义道德与之相适应，这种道德需求永远不会达到最终的满足，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处于从“应有”到“实有”的转化过程中。其次还由于我国正在发展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所赖以存在的分工交换和商品货币关系，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另一方面却又造成社会成员间利益关系的某种隔离和疏远…     

也谈道德创新的思路

在各行各业的创新高潮中,道德建设创新已势在必行了。但道德建设如何创新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道德是对经济的反映。所以,新时期的道德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道德是一种软约束,道德建设离不开制度、政策的支持和保障,离不开道德教育。新时期的道德创新也应从下文中这几个角度进行思考。     

论人生价值实现与道德人格健全

道德人格作为个体自我人格的道德规定,是道德自我在现实中的理论表达。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类主体自我发展的论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格范型:依附型人格;物化型人格;自在自为的人格范型。三种范型依次递进,表达着道德层面的不断超升。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当动用一切道德教化手段,贬抑低级人格,提升中常人格,树立起社会主义人格典范。     

论职业化语境下体育明星的道德责任

公平与正义组成体育职业运动员道德责任的二维构架。程序正义缺失破坏职业体育的诚信体系、公平原则异化导致体育伦理精神迷失以及道德调控机制空位引发责任评估失向是在体育职业化背景下高水平竞技运动员道德责任缺失的主要原因。健全程序正义保障体系、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加强体育伦理规范研究是重拾高水平竞技运动员的道德责任现实路径。     

从霍耐特承认理论看承认正义的现实合理性

霍耐特凭借承认理论而闻名于世,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脉络中,我们能看到霍耐特将承认理论引入正义理论有其必然性,从承认理论到多元正义构想就是其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鉴于此,本文拟从霍耐特的承认正义理论入手,集中探讨霍耐特承认正义这一作为因素如何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刍我之困：诺齐克个体权利观的三个向度分析

自由主义右翼旗手诺齐克试图以自然法赋予个体权利的绝对性，并说明个体权利的合理根源．这可从权利的道德起源，权利享有的分离化。以及权利原则自身的权威性等三个向度阐释权利合乎正义的具体表现．其权利实现排斥个体的共同体义务，致使其理论内部出现自我与客观世界分离，个体与共同体分离，这是诺齐克理论难以摆脱的困境，不过，这对当代社会、政治有强烈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