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探析——以云南为例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政府重要的资源配置职能.西部特别是云南存在事权与财力的不均衡格局,承担了较多的供给全国性公共产品的责任.应根据功能区规划构建云南的地方政府组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是激励地方政府生产更多的优效品.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要努力实现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力匹配,促进公共产品供给向"(社区)居民偏好"的转变,促进各种社会力量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     

公民参与和社区治理——兼论当前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及相应对策

公民参与是检验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社区治理的绩效。当前农村社区村民参与公共产品建设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有序参与意识贫困化,参与行为的边缘化、非制度化和无序化,不仅严重影响了公共产品的建设成效,而且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所以,必须不断完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建设中参与制度,提高村民的制度化参与水平,保证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建设成效和社区的稳定与和谐。     

城市社区治理内涵研究

社区治理需要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合力,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层次上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可供选择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有政府直接供给模式、政府间接供给模式、集体合作供给模式、市场供给模式和其他供给模式等.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失配及其协同策略分析

基于政府＂经济人＂偏好嵌入,农村公共产品价值失配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资源投资低效和消费低效。以农民利益视角分析价值失配的内在动因主要在于政府融入＂经济人＂偏好后的供给失灵、＂农民即给即受＂的强制被消费地位、政府外生行政管理压力体制和内生的政治资本诉求契合。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失配现象,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重价值评价标准契合、偏好显示和转化性等方面进行协同策略的选择。     

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偏向与矫正——基于赫希曼“退出-呼吁”的视角

地方政府理应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本职所在。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存在着向上负责的特征,地方政府的领导受上级政府的约束更多,而相比之下,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影响较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居民很难以"用脚投票"来表示自己的偏好,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受晋升锦标赛和绩效考核的影响,在有限财力下,地方政府更多的偏向于把资金投入到能够展现绩效的工程项目,而对公民需求较大的民生项目缺乏兴趣。因此,应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偏向予以矫正。     

我国地方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困境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各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多元化浪潮的兴起,如何改革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已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基础不同于西方国家,因此在实现我国地方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自身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性创新这两个方面进行,也就是从转换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建立有效的政治沟通制度出发,使公众更好地参与到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去,并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保障地方中介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分析——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为例

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我国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完善政府决策机制刻不容缓.论文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决策成功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供给决策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试图为完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提出若干建议.     

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解析

在警民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问题上存在着多种矛盾和冲突.警察和社区居民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警民联合设计、生产、供给、消费社区治安产品的内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冲突源.在社区治安领域中,警察需要社区居民,社区居民也需要警察.警察与社区居民的相互需要是可以替代的,但这种"替代"是有限的.社区治安治理中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决定了警民间谈判协商的必然性.搭便车并非社区公众选择社区治安治理参与行动策略的唯一偏好的客观性,决定了警民向谈判协商的可行性.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社区全体成员关于联合提供治安产品的共识和通过谈判协商促成社区全体成员亲身参与联合提供社区治安产品需要高昂的交易费用.     

论桂林城区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调查发现,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主要存在居民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效能不彰等问题。巩固和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直选中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从五方面入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积极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密切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加强对于社区自治的宣传,提高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扎实推进社区自治,做真城市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机制,提高居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论桂林城区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调查发现,社区直选中居民政治参与主要存在居民政治参与的动力不足、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的效能不彰等问题.巩固和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直选中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从五方面入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积极构建公民社会;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密切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加强对于社区自治的宣传,提高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扎实推进社区自治,做真城市基层民主;建立健全居民与居委会的互动机制,提高居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     

优化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起步于改革开放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高居民公共服务供给参与度;另一方面,政府应明确社区管委会的行政职能,激发社区公共服务活力,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力争补齐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     

搭建组织平台激发社区认同

城市社会学著名学者索尔·阿林斯基认为,社区认同和自豪感,对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这些都需要一个工具性的组织进行持续的监督和干预,并不能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诚然,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居民参与中是不可或缺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不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漠,总体参与率低,社区居民不愿意也没有相应的平台参与社区事务。     

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浅探

本文阐示了城市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含义,划分了居民社区政治参与的类型,论述了居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意义,并对居民社区政治参与的新经验、新做法等创新路径,进行了简略的介绍。     

共享视域下重庆主城公租房社区治理

正公租房是指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各种社会主体通过新建或者其他方式筹集房源、专门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出租的保障性住房。随着公租房居民的大量入住,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提升和社区秩序的不断优化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群体对公租房政策的满意程度。公租房较传统的城市社区有其特殊之处,由于公租房社区居民由具有不同背景、职业和收入的人群组成,导致居委会在实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时治理效能难以充分发挥。     

从社区治理看广州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从对广州社区居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四个个案分析，可见广州市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目前，广州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正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对此，我们应因势利导，要进一步从制度安排、治理观念更新、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善治环境建设等方面入手，继续推进和扩大广州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的社区服务合作供给模式探析——以重庆市X社区为例

正社会治理是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核心,促进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供给,提升社会服务(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增加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结构,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繁荣。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本文以重庆市X社区为例立足社区治理现实,针对治理机制不够健全、治理定位不够明确、治理水平有待完善的问题,提出完善     

推进社区协商制度化建设的问题分析和对策建议

社区协商是指社区居民及社区内外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对话、理性商讨、公开审议等途径,就社区公共事务表达诉求、沟通交流、形成共识的民主形式。社区协商是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协商的重心所在。社区协商的核心是社区内外平等主体间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实质在于扩大社区居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社区居民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需要系统总结我国社区协商的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不断完善社区协商制度和     

邻里中心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

正"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文献之中。1960年代初,芒福德、雅各布等城市研究学者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社区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可自由进入并不受约束地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公共场所。社区公共空间向公众开放并提供服务,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和使用。根据供给主体和服务属性不同,社区公共空间可分为公益服务空间和商业服务空间。其中,公益服务空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项目由公共财政提供支持,     

关于构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平台的思考

构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平台,为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最好体现,也是其不可让渡的基本职责。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进行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培育社区公共服务准市场机制、完善政府与社会社团以及居民互动机制、完善社区管理协调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供给与监督机制等制度创新,实现对服务模式、服务体制的整体重构,确保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确保各类主体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参与,确保社区公共服务机制运行的以人为本和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