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中国当代人口控制政策形成、强化和调整历程分析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以降低生育水平为要求、以提供和实施避孕节育措施为手段的政策体系。该政策初步形成于1962年（推行于城市和农村人口稠密区），对城市居民生育行为由多育向少育转变有积极引导作用；全面实施于1973年，以晚婚、最多生育二孩和间隔四年为要求，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生育行为有极大矫正作用，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强化于1980年，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为标志（农村实行的则是一胎半政策）。这一政策将国家人口控制目标放在首位，城乡生育率在短期内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新一代青年人婚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晚婚、内生性少育成为主导。有鉴于此，二孩生育限制逐渐放开，进而放开三孩生育。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变迁及未来政策改革

人口政策执行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轨迹的进行梳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主要从生育率、死亡率、净增率、总和生育率的历时态变迁中,讨论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对当前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对未来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了"三步走"的政策性建议:第一步,在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废止原有限制生育的政策;第二步,在2021—2025年实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但富有实效地减轻育儿成本;第三步,2026年之后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先从第二孩开始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定生活补贴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服务,从育龄妇女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刺激生育。     

“单独二孩”实施效果与改革策略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变迁及未来政策改革北大核心CSSCI

人口政策执行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轨迹的进行梳理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主要从生育率、死亡率、净增率、总和生育率的历时态变迁中,讨论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及其对当前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也对未来人口政策的改革提出了"三步走"的政策性建议:第一步,在2020年小康社会建成之后废止原有限制生育的政策;第二步,在2021-2025年实行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逐步但富有实效地减轻育儿成本;第三步,2026年之后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先从第二孩开始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定生活补贴及其他可能的社会服务,从育龄妇女的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刺激生育。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普通家庭生育二胎的出发点更多是出于子女成长、天伦之乐等家庭情感需求考虑,"特别是一些老人,最大安慰不是经济物质,而是亲情。"广西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师郭云涛说,相比之下,国家可能主要从人口经济层面考虑"单独两孩"政策。据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5~1.6,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人口总量虽然保持持续增长,但惯性趋弱。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下降,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     

“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流动模式——以粤西地区为例

"全面二孩"的重大决策,将对我国未来人口增长速度、劳动力流动和经济发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关于女性流动对生育的影响,学界存在"多生论"和"少生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且这两种观点都有实证支持,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少生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同时为了掌握"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农村女青年生育意愿的变化及对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湛江、茂名和阳江等粤西地区的农村女青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粤西农村地区生育率常年居高不下,城镇化进程滞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湛江、茂名的生育率为1.71,该政策的出台将强化当地女青年的二孩生育意愿。生育是影响当地农村女青年是否流动的关键因素,她们大多在婚前外出务工,在生育后回流本地。"全面二孩"政策不会改变她们这种既有的流动模式。因此,人口发展的重点应从计划生育政策转移到教育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上,且要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年轻的母亲就业,吸引农村女青年在城镇落户。     

从国家计划到生育自主:中国人口政策的未来趋向

本文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建立的历史背景和变迁历程,对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影响其立场的生育率测算在人口学界的争论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最后得出结论:基于目前中国的社会背景及人口现实,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使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已是大势所趋;即使生育自主,人口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警惕"低生育陷阱",并在必要时实施鼓励生育及配套的社会政策,使中国人口更加良性的发展。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构建与完善——基于国外经验的分析与反思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总和生育率虽有变化，但波动幅度较为平缓。作为现代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在现金补贴、产假制度及托育服务方面率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试图缓解“低生育率陷阱”带来的后果。本研究从家庭补贴、产假制度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阐述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做法，在此基础上以瑞典、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和俄罗斯为例，分析和对比这六个国家在不同国情下生育支持政策的侧重点，并通过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具体数据分析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在反思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对低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认为在三孩政策下，中国应从审慎使用大范围、高额度的现金补助，倡导周期性的家庭支持政策，落实以保障女性权益为目标的灵活产假制度，建立和完善以技术服务为支撑的完整性托育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预测分析

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变量,"全面二孩"政策会对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对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两种生育方案下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对比。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有助于减缓我国人口规模急剧下降趋势,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实现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平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趋于均匀至少需要84年时间;出于成本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可能会造成生育阶层化,进而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解决生育阶层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如何完善全面两孩后的配套政策

<正>自全面两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政策实施的效果、相关配套政策的设计研究,特别是育婴补贴、托幼制度设计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调研发现,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过程中,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是实际与预期差距较大。调研发现,仅江苏省两孩出生人数明显上升,在总出生人口中占比达42.94%,比2015年上升1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成本高、风险大以及家庭结构性矛盾等生活压力,有一半以上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两孩的意愿。     

关注二孩政策配套制度

正2016年1月1日起,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欢迎和拥护。但是,从2013年国家实行允许夫妻单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政策落地以来,全国各地二孩生育的增长情况来看,似乎并没有预想中那样发生二孩生育的井喷现象。通过对湖南长沙部分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年轻夫妇群体进行调查,发现影响年轻夫妇不愿生育二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对生     

“单独二孩”政策与青年生育

"单独二孩"政策是对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青年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了解还不够深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经济条件和工作压力的影响,对于国家参与婴幼儿的抚养和青少年的管教保护有着较强的现实期待。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在青年福利政策视角下加强对青年生育政策的完善。     

助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共促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正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对促进人口均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加以重视和解决。一是政策实施与生育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从各地民意调查来看,育龄夫妇两孩生育意愿不高,远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一是生育成本高、风险大,不敢生。二是生育观念改变,不愿生。二是人口发展矛盾依然突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在短时期内会上升,人口总量还会持续上     

生育支持的制度、观念与文化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探索一种支持生育的有效路径是解决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须。有效支持生育的路径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保障女性权利，促进家庭发展，这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两个面向，也是根本；二是政策要兼顾系统性和实践性，既要宏观—微观纵向统筹，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也要各部门通盘协作，互相配合，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和民众三种主体的共同体，打造生育友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这是关键；三是改变有关生育的观念和思想，直面经济理性论、个体主义等理念对生育意愿的思想制约，培养超越理性计算的以人为本理念、超越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重视女性主义内部对家庭的积极意义、关怀—关系性的女性特点的探索，重建愿婚愿育的价值感和心理，这是核心。生育支持的制度和观念建设推动重塑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一方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性别文化，尊重并鼓励个体自主，积极践行性别平等理念，也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将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与基础的传统；另一方面，要用中国文化医治极端个体主义带来的弊病，用性别平等、尊重个体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改变传统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西互鉴、古今互映中推动实现人口均衡发...